殺戮的季節：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印尼大屠殺史（The Killing Season: A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 Massacres, 1965-66, Geoffrey B. Robinson）
"殺戮的季節"如書名,說的是1965年10月1日起的印尼大屠殺事件.通常這類的書籍寫法會以一位受難者,或是殺戮事件的起點為開端,寫一段關於個人的,或集體事件的故事,並由此再為敘述旅程的起點串聯起相關難受者的故事來形成.但這本書卻不是如此構成,它將大部分內容放在為何會發生這樣的大屠殺上?為何會有後來持續的暴力殺戮事件?促成這些殺戮事件持續不斷的影響因素有哪些?雖然關於個案的狀態,許多人因此受難被害的故事敘述內容依舊列在書中,但所佔比例極低.這是試圖閱讀本書的人首先必須留意的.
那麼本書何以要以這些內容為主體? 我以為可以從歷史性與現代性為兩軸來看.從歷史性的角度來看,引發這段大屠殺事件起因的是1965年發生的930政變事件.但這政變的真相本身至今仍是一團迷霧,究竟是誰設計並發起了930政變這件事至今仍然是眾說紛紜.作者認為沒有找到真正的策劃者,就不可能進行探索接下來一系列歷史演進的背後推動者.也自然難確認真正的元兇,沒有真兇又要如何來判定是非？更別談如何對屠殺事件真正的檢討與與真正的反省,自然更不可能完成弭平社會不正義,促進加害與被害雙方兩造和解,與消減隱藏在社會中長期潛伏的仇恨意識等問題,且說不定反而會因為過度的追憶殺戮過程而形成可能的復仇主義興起,成為另一次逆向血腥運動危險的可能,而這些的發生顯然可能建立在一個長期以來被誤認的錯誤歷史基礎上來產生,若是如此將是另一件大錯誤.因此對作者來說,追逐並澄清歷史的真相可能比其他的事情需要列在最優先的位置.
930政變歷來的說法大致是這樣的,幾位與共產黨關係親近,或者本身就是更產黨員的印尼陸軍中階軍官私下探知有些高階將領企圖以軍事力量逮捕取代當時民族主義的左翼總統蘇卡諾.支持蘇卡諾並同為左翼的這些中階軍官認為必須立即採取行動,於是他們在翁東中校的指揮下於1965年9月30日深夜先發制人,殺死了以陸軍司令雅尼為首的六名高階將領.當時的國民軍後備司令蘇哈托聽聞此事,雖然人不在首都,卻立即於10月1日起率軍進入雅加達控制了當地的一切,既取得了陸軍的主要領導權,還佔領了媒體,最後並限制了蘇卡諾總統的大部分權力.蘇哈托指稱翁東等人發動的政變是有共產黨在背後策劃支持的,於是便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發起了以追捕共產黨人為主的清理運動,包括暴力虐待,刑求,強姦,集體殺害,這次清理運動主要從1965年開始10月到1966年3月,但實際運動持續時間則一路延續到1980年代都有人發起後續的屠殺事件,事後國內與國際估計運動中遭受殺害的人數從10萬到120萬人都有,是為一場大屠殺史.所以簡單說,過去對這段歷史的解釋便是一場由共產黨在背後策劃的政變陰謀被陸軍為首的人給弭平了,為了消除共產黨後續可能的報復行動所造成的禍害,於是便在此基礎上展開消滅共黨組織和人員的活動.一切都是基於國家安全與和平的緣故.
本書的開端便質疑930政變的真相真的如上所述嗎?與當時其他地區的共產黨所處的狀態不同,印尼共產黨並不是靠著暴力革命在印尼取得權力地位,與人民支持的,與之相反,印尼在脫離殖民之後,於二戰結束獨立,雖然仍處於強人的統治,但其實它擁有一個民主的投票制度,印尼共產黨就是靠著選票,一舉躍升為印尼第四大政黨的.加上當時的印尼實際政治狀況是,蘇卡諾總統所屬的民族黨是第一大黨,但他長期主張世俗化國家,所以與當時第二,第三大黨皆以信仰伊斯蘭主義的強烈宗教主政的政黨主張是衝突的,於是蘇卡諾在現實裡選擇與第四大黨共產黨合作,共產黨是無神論者還是較貼近蘇卡諾的主張,所以就共產黨的立場,與他們取得的席次及權力,根本就沒有理由發動武裝政變奪權,畢竟當時印尼陸軍是強烈的支持伊斯蘭政黨,反對共產黨,與蘇卡諾政府,依共產黨當時在軍中的勢力與影響力並不強大,他們要如何能夠從中以軍事取利?對他們來說以當時自身在軍中的勢力來說這是荒謬自殺的行為,基於這些現實面的因素,作者Robinson認為共產黨根本不可能在背後策劃主導這樣的一個革命.既然出現了這樣的懷疑,作者於本書中參酌了過往的國際解密資料,對過去共黨囚犯自白筆錄的重探,與一些經歷者的事後回憶,他得出了這樣的一種結論,就是930事件中雖然發起參與的軍官確實可能是支持左派或共產黨人士,但從整體的角度來看,他認為印尼共產黨的高層實際上未曾參與策劃這個政變,甚至可以說是毫不知情,相反的Robinson認為這些中層軍官的盲目行動本來著屬於他們自己個體自身的認識盲點,加上國外勢力,特別是美國人的攢處,教唆,或暗中宣示將給予他們某種支持的情況下,才讓政變發生.且巧不巧的當時在印尼陸軍中權力位階就正好落在那六位在政變中被殺死的將領之下的蘇哈托偏偏能夠在政變發生當下立即得到消息帶軍入首都平叛,則顯得無比的可疑.因為蘇哈托自此掌握大權,並且展開了長達30多年的獨裁統治m要說蘇哈託在政變之前完全不知道,或者沒有先預知有這樣的政變事件傳聞,且沒有針對於此設計初步計畫執行讓自己得利的作為與行動,這是作者是根本不信的,他在書中舉證說明了發動政變的軍官都曾經與蘇哈托相熟或共事,因此他嚴重懷疑蘇哈託在這個政變中的角色,而歐美各國等勢力除了因為當時位在冷戰下,他們害怕未來印尼極可能透過穿民主方式選出共產黨為執政者,這樣的情況若發生將會影響整個西方國家在東南亞地區的冷戰佈局情勢,尤其是對馬來西亞的影響,更對西方陣營極端不利,加上西方國家雖早已撤出印尼殖民,但是印尼各離島間的許多種植園與礦藏利益仍由歐美等國的大企業持有,這些企業與他們背後的西方政府也害怕共黨萬一上台之後,有可能會宣布沒收所有西方人在此取得的種植園與礦藏資產,所以為了阻止以上這倆種情況的發生,所以西方才計劃啟動一場讓共黨不會成功的政變,藉此創造出一個能夠排除共產黨於印尼的藉口,結合有權力慾望的高級將領,與爭想剝奪殖民經濟利益,與奪取國家冷戰戰略優勢的西方大企業等自籌謀劃與長期發展,共同催生這樣就催生了一個不會成功的政變,而那群陸軍中階軍官不過就是這些大國棋手下面的棋子.
而Robinson認為共同五項廣泛的歷史條件導致大規模殺戮與監禁在外交上更容易發生.而且也有助於解釋那些殺戮與監禁行動的獨特模式.首先這個國家的殖民與革命歷史使得左派與右派的意識形態歧異成為印尼政治的一條關鍵斷層線,並且為各自相異的歷史敘事與記憶構成基礎,尤其是在陸軍,印尼共產黨以及若干穆斯林政黨這幾方.其次,這些暴力形式可以追溯至革命時期的嚴重衝突在陸軍和部分穆斯林之間造成一種觀點,認為印尼共產黨是國家的威脅,因而激起深刻的互相猜疑與敵意.再來,革命期間以及革命結束後的國家建構過程,造就了一個政治上強而有力的陸軍,不但抱持保守立場,並且極為注重維持現狀.第四,陸軍內部發展出一套仿效日本與荷蘭殖民部隊以及革命經驗的機構文化,行事手法以及信條,不但使其遠遠更有可能以暴力壓制自己的國內敵人,也形塑了它們這麼做的手段.最後是印尼獨立之後出現了以激進,對立與大規模動員著稱的政治局面,更是為平民百姓廣泛參與陸軍的暴力行動奠定了基礎.除了上述這些具體結論外,印尼的案例對於最有可能促成大規模殺戮與監禁的條件,也許最重要的一項觀察就是大規模暴力絕非古代文化傾向,根深蒂固的宗教歧異,潛在的社經條件甚至是政治衝突所自然造成或者無可避免的後果,而是掌握政治與社會權力的人物在歷史上從事的具體行為與漠視所造成的結果,換句話說潛在的偏見,緊張關係,衝突與仇恨不論有多麼根深蒂固基本上都不會自動導致大規模暴力.轉向大規模殺戮與監禁的發展需要有除了敵意或衝突之外的元素,必須要有一個行為者表達出衝突可以也應該透過暴力解決的想法,也必須要有一個具有這種傾向與能力的機構.明白可見有可能扮演這種角色的機構就是軍隊,警力,民兵團體以及革命運動,因為這些團體的機構規範與信條都把暴力呈現為正當而有效的政治目標達成手段.Robinson認為就是這些機構扮演了關鍵的媒介或加速器,而把敵意與衝突轉變為包括種族滅絕在內的大規模暴力,為了達成這一點,作者認為經過一段時間後這類機構會發展出獨特'機構文化",這其中可能多少帶有暴力成分,同時也會針對其本身的存在與權力界定出特定的威脅,然後會就此發展出"暴力手法",透過包括社會化,灌輸,指揮權以及同儕壓力等各種程序,機構的成員將會接受這些機構文化,並且落實其行事手法,從而可能加速暴力的發展,並且為暴力賦予獨特的性質.在大規模暴力的邏輯與動態當中所具備的關鍵重要性,除了由中央下令的情況下,暴力的實行必須仰賴這類"中間層次"的行為者與環境條件,這些中間者如果是中央司令部的盟友有意願也有能力執行其命令,那麼大規模暴力就會受到促進或者加速發展.相對之下,重要的區域和地方行為者如果抗拒中央的指令,或是缺乏執行那些指令的組織與後勤能力,暴力的發展速度就很有可能會減緩,至少是等到這些條件改變為止,這些狀態反應殺戮在東爪哇,巴厘,蘇門答臘的特別殘酷,與相對寬容的西爪哇的差異.即在最中央集權也最專制的政治體系當中,這類中間層次的行為者也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而那種自主性的行使就有助於解釋暴力模式當中為何會出現重要的地理與時間差異.
簡單說作者的主張是關於1965起的一段印尼屠殺史中的暴力並非根深蒂固的文化,宗教與社會緊張所造成的自然結果,而是由陸軍籌劃,獲得各大強權以及國際環境的促成,並且因為印尼現代政治史的若干獨特性質而更容易發生,既有的衝突雖以各種方式協助形塑那場暴力並且為其添柴加火,但這不是自發性出現的情形,如果沒有陸軍的領導,如果沒有強權國家的協助以及國際環境的助力,那些衝突絕不可能造成範圍與強度如此驚人的暴力,也就是說某些人以為的這段歷史只是單純的印尼人屠殺華人史在作者這裡可能得不到認可,當然他也沒有就這個面向多作闡述.書的最後花了相當多篇幅寫了這件屠殺對於當前印尼社會的影響,如壓抑沈默,或是緘口不言,儘管官方已經宣稱能公開談論,但是依舊有許多不能提及的禁忌或是不好翻轉的認識依舊困擾著當代的印尼社會,這種情況似乎也十分眼熟,顯然它並不是一個只可以視作孤立事件看待的歷史,而是對人類歷史教訓有一定的參考作用的重複發生的事件而已,端看後來的人在這樣的發展後學習到了哪些智慧而定,顯然,似乎人類並不總是太有智慧,經常會為一些不太值得信仰的人或事操控來展現人類性格中潛伏最惡劣的一種情緒.基本上這是一本很不錯的歷史書籍,不過它也引發我個人對於想像共和體這種現代民族觀念的質疑,它真的沒有表面上看到的這樣平和與單純,特別是如果官方與權威正是如本書所述的那樣,勢必很多檯面之上之下的隱藏的暴力滅絕力量會出現在對付少數族群個體的生命,思想,語言,文化習慣,習俗之上,消滅或埋葬他們,只是從民族複合體多數人的角度看不到這樣的一樁樁悲慘事件與現像罷了,它似乎是歷史中殘酷殺戮或是明顯滅絕易被忽略的一種姿態表現,且深深的烙印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中,而我們卻無法體會發現,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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