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公里村莊(賀雪峰)
"最後一公里村莊"仍是談中國農村的改革問題.這裡的最後一公里是一種暗喻,好比政府建設了大型的水利設施來灌溉,或是建造自來水廠提供民生用水,不論是大型的水庫,渠道,或是水廠到城鎮鄉里的幹管建築,儘管它可能如何宏大,艱辛,困難,但想要讓個別農戶最終取得用水,或是城鎮小民有自來水可用,仍然還是需要完整建設最後一段通往個別農田小水渠,或流向家戶的小管道.而這一段最細微末節的建設往往不是工程上最複雜最艱鉅,卻是溝通建設上最困難的,因為它會涉及許多彼此攸關的人與人之間的問題.猶如必須先經過其他個別人的農田渠道,或用水管道,才能流進到你家.而通常這最後一公里的管線是政府施政與權力很難完全介入控制的地方,因此最好對這些最後一公里攸關的問題有些理解,才能更知道核心問題的所在.
在"一個村莊裡的中國"中曾經談到城鄉一元化問題的必要與可能,做為未來解決農村發展問題的一條思路,但在這本書裡賀雪峰提出了另一種觀點,他認為維持城鄉二元分別的區隔與存在,仍有其短期內,甚至中長期上的必要,原因在於他將農村視為是農民一種經濟安生與生活保障上的最後一道屏障.這位農業專家其實並沒有反對那些市場觀點,或是以整合性的政策來實現農業生活的維持與擴張,但他清楚的知道想以全球佔比7%的農地餵養20%的人口是不太可能的任務,既然沒有完全自己供養的必要,加上農業產值佔GDP的比例明顯不可能讓7億農民全部都遠離貧窮的界線,所以政治上,或正確的經濟策略上勢必要讓許多農民轉進城市,都市成為農民工,改以務工,製造,或提供服務,從事商販,業主等新的角色,以此謀生,才是大多數中國農民最可能的出路,從集體利益的角度,這是必然的走向,但是從個體照護的角度,卻不ㄧ樣了,因為勢必會有相當比例的個體轉為農民工是以失敗收場的,如果這些失敗者在農村還有根,有宅基地,有基本的農地能餵養自己日常需要,他們就能有希望的生活下去,反之,失敗的轉職者若缺乏這些基本保障,很有可能會成為城市中不定時炸彈,或是社會問題,事件的源頭,如此對於安定的社會將是一股不穩定的因素.從保障這個角度來看,賀雪峰顯然是比較傾向漸進式的改善當前農民轉農民工進程,且進攻與防禦的設想都必須有所依據.
事實上作者非但認為城鄉二元化去化的速度不宜太快,賀雪峰用相當比率的篇幅來告訴讀者,即使所謂的農民,農村這樣的集體,本質上也充滿異質性,不是同質.而這種異質性主要是受到兩種因素的影響,一是農民間親近關係的程度,二是農民收入的分層.依據所在的地域.賀雪峰將中國農村分成三種類型,以華南地區為主體的團結型農村,華北及西北地區的分離型農村,長江流域,東北為主體的分散型農村.所謂的團結型農村是指整體宗族的力量對於農村個體具較大的影響力,可能由於當地農村幾乎都同姓,或源於同宗,宗族的力量在華南地區農村的影響力可以說是具備決定性作用,很多個別家庭決策時會受到宗族力量的箝制.反之,分離型農村是指那些由幾個主要不同姓氏構成主體的農村,因此宗族的力量讓位關係較為鄰近的親族,比如所謂的五服(父系中同父,同祖,同曾祖,同高祖,母系中的同外祖一系視為五服).而分散型農村則指那些個別農戶受到宗族,或親族影響力較弱的農村,農村中的家戶間成原子式的分佈,除了家戶自身成員之外,親族及宗族基本無法影響該農戶生活中重要的決策.至於收入的分層則產生兩類農村,一類是農民間收入有中高度分化的農村,這是指農村裡高收入與低收入農戶間的收入差異頗大,東南沿海及南方有相當數量的中高度分化農村,另一類則是低度分化農村,這類農村裡,所有的農戶之間收入差異不明顯,這類農村則以西北華北為主體,因此結合以上兩種因素,整個中國可以簡單地分成6種不同的農村型態.
將農村分成這六類並不是只為編排,在作者的論述中,所謂農民問題龐雜又細微,特別是下到個體層級,每家每戶的問題都不同.若以從上俯視的角度來分析,通常只會得到一種粗放式,屬於宏觀方面的問題,與相應的總體政策,因此那些政府政策實際上對於解決農戶問題固然能起到大範圍的作用,卻未必能夠解決所有問題,所以這本書就是透過這樣的分類,將個別地區的農戶可能遭遇的主要問題,從婚姻彩禮,到養老,低保,扶貧,農村金融,農業經濟的未來,與信訪制度等層面分別分析.在他看來,今日農村的問題不全然是貧窮問題,經濟問題,更多時候農村的問題是來自文化與觀念的問題,最終的教育問題,這些是個別農戶會遇到的經常性問題,非宏觀政策能顧及,也就是農戶問題的最後一公里.
比如說近年中國式婚姻都涉及到數額相當彩禮問題,與鋪張的酒席文化,父母奉養問題,這裡面其實有相當程度是因為文化與觀念問題帶來的.也涉及到前面所歸類的6種農村而有所不同.但為什麼會談論以上幾個問題,主要理由在於農民收入雖普遍不及城市,但是相對消費也不高,所以農戶並沒有太多大額支出的需要,在通常狀態下是能進行儲蓄累積財富,為何現實中農村的貧戶還是非常多?原因在於無謂的攀比浪費支出形成了不良風氣.除了自建樓房外,農村中個別家戶最大的預備支出就是為了兒子的結婚彩禮,酒席,同時也涉及後續的分家,與父母奉養問題.在農村中婚姻或家庭分產,子女奉養等文化傳統竟然成了一種攀比的工具,或鄉間閒談嚼舌根談資,並在農民之間形成了一種嚴重不良的風氣.比如收聘數額的高低,哪家兒子媳婦孝順?比如華北地區農戶的聘金快速膨脹,可能比長江流域,與華南地區的農戶要得更高.這裡面涉及到分離式農村不同姓間的攀比,親族之間的比較,一胎化執行的程度,聘金是給誰的問題而有不同.比如聘金是轉一手又回到女兒女婿的,華北西北多屬此類,或是直接由父母收走的,華南地區則屬此類,這還涉及到一種賣女兒觀念的問題,與一胎化執行的全面性問題.華北地區雖然收聘金額成長快,但實際上當地的聘金轉一手又回到女兒手邊,加上當地的一胎化政策施行較成功,當下的父母確實只有一個子女,他們收聘的目的通常是為了基於對獨生子女的愛,而且較無賣女兒的觀念,相比之下,華南宗族的力量,傳統所謂的拿回奶粉錢的觀念主導下,聘金多數是由女方家長拿走的,比較是被認為在賣女兒.但是因為華北農戶收入普遍較低,聘金形成了一種對男方家長的代際剝削,一場婚姻包括聘金,酒席借貸下來,可能需要男方家長相當時間的出外打工才能賺到錢還債,所以通常華北地區的農家長輩在兒子結婚後會繼續工作,養老的保障與觀念都很差.華南地區的農戶,因為較早的農村企業發展,能夠收租與紅利的收入較多,前一代通常在兒子結婚後就退休養老的情況較普遍,而因為經濟狀況,與傳統觀點,華南地區的農戶普遍採取一次分家,或是分家不分戶,子女奉養父母的情況較為傳統,反之華北地區因為經濟差,加上每一個兒子結婚後分一次家,因此會有一種現象,不符合傳統的文化現象,就是多兒子的家庭容易同時棄養父母,滋生所謂的孝順問題,華北地區農戶的家長又普遍不像華南地區的老人留有一部分資產,通常是村企份額的分紅能夠在退休後依舊定期有收入,因此那邊的農村文化,與家庭常有一些基於金錢問題的紛爭.所以這裡就形成了一種有趣的農村現象,愛攀比聘金,房屋,汽車,子女孝順狀態,但實際上許多表面風光的例子都是背後左支右絀的經濟窘迫狀態,這些都是不良文化觀念所導致的.
另外一種攀比現象,則是因為農戶收入的分化產生的.這種現象當然出現在那些有中高度分化的農村為主.在"林村的故事"中,我們看到林村村幹部晚年的經濟生活都不會太差,主要是當年集體資產轉成股份企業中,他們都收穫有不錯的份額,至後來這些企業開始運作成功後,能隨業務擴張而分紅收益大增.在華南地區因為在改革開放的前沿,所以很多人因為當官而致富,這種現象給長江流域以其他他地區的某些發家致富的富戶一種啟發,當他們自辦企業成功之後,往往也開始加入政府行列,希望能在當地成為一名村官,有便於自身企業的繼續發展,以及個人的經濟.這些人購豪車,蓋大屋,經常誇張的酒席在農村地區形成了一種身份指標,看在年輕人眼裡有樣學樣,他們以為能夠以錢養事,但實際上自己沒有能種階層消費與比拼的持續力,儘管自己就是個普通的打工人,也要攀比那些目所能及的豪車,名牌,甚至婚儀酒席,這也創造出一種空殼的社會階層狀態,就是在明顯的假大空下,過度消費,但實際上在農村裡的位階,影響力不存在,且欠下許多債務的年輕一輩的現象與人數正在增加.在這些地區就形成了富裕的上層,以及分散的多數群眾,下層民眾經常呈現的狀態是有資產,無存款的經濟結構,精緻的身份包裝,這樣長期衍生下來的結果,就是村級分化的結構固化現象,而這種現象又衍生到找尋低保與扶貧的工作上,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農村關係階層固化的現象,會形成那些與富人村官親近的人會收到關愛的眼神,或村中的關注,而下層群眾則欠缺這方面的關懷,於是當政策上需要找尋低收入戶給允生活基本保障的選擇時,就會出現政策目標與實際選擇間的差異.當政策低保目標是尋找3%的農戶,這時多數人還不敢上下其手,但是當低保追尋要到5%以上時,就會出現許多找到的低保戶,低保人與正常農戶的經濟狀態差不多的情況,而這些人幾乎無一例外都是那些富人村官的周遭近親,更誇張的是許多地方的資料顯示找尋的低保戶比例居然到10%,這其間的貪污腐化或是唯親而為的現象可以說是十分嚴重.於是乎高層想在農村想要去貧扶貧,但往往相關的政策達不到效果,一則是因為普遍的過度消費,無端追求高大上浪費,二是政策的落實在最後一公里明顯出現了問題.
在農村,想向他人或親族借錢買房,買車,娶媳,一般都不會遭拒,只要個人還沒有信用破產前,總是能湊到一些錢.但若,個體想要向他人借錢投資,比如租地擴大種植果樹面積這樣的目標去借錢,一定會被拒絕,因為農民並不笨,至少他有種植經驗,知道這樣借出去的錢,可能有去無回.高麗菜每棵150元時,許多農戶會開始搶種,等到他真的搶種收成時,高麗菜跌到3顆100元,這樣的新聞時有所聞,所以多數的農民因為生活的經驗,知道農業其實是不能隨意擴張種植投資的,很多人盲目追投資擴張往往是被當時的農作或家畜價格蒙蔽,因此基於投資擴張種植與養殖在農村發生的私人借貸狀況很少見.而這就引出了兩個話題,一是農業金融究竟要發展什麼,重心該放在哪裡?同樣的,另一個議題就是農業經濟的未來在哪裡?雖然當前農地經濟的目標去畸零化為大面積平整的專業為首要,但這通常是基於種植效益而非作物價格波動而為,因此正常的農業金融包括農業銀行,信合社管道雖然必須通暢,給予需要資金的農民融資,但是若連農民都懂的作物價格經濟問題,卻是正式金融的主要業務,這恐怕會造成相當的還款問題,甚至金融問題,若借錢的目的是為了那些無謂的攀比消費,則更無金融融資的目的,因此農業金融究竟該如融資些什麼項目又事涉農民的主要出路問題.一開始我們即知絕大多數中國農民出路不在于農業,而在於轉為農業以外的項目,主要是朝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因此輔導,教育產品加工,或是往其他第二,三產業的,但問題是這些產業具體實踐究竟該是什麼,這是最後一公里路必須填補上的未知.
除了轉型農業之外的路徑,前面也提過,當前城鄉二元化的狀態之所以暫時不能撤除,原因就在農村是農民的最後一層基礎保障,在城市中發展失敗了,還有一個基本的休養棲息地,因此,在保險,醫療上城鄉二元的差距也必須及時補上.另外一個保障防範,是目前限制城市戶口資金到農村買土地,房產,畢竟它們可能是農戶們最後的生存壁壘.因此推動農民土地長期不可逆的流轉給底大戶為主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農業發展上是好事,也是必然要走的方向,所謂的去畸零究平整,但從保障個體農戶的安養上來說可能就是個有問題的發展,甚至是壞事,在作者看來,短期內依托小農戶為基礎的現象是不太可能立即改變的,尤其是華北地區偏重以老人發展出的老人農業更可能影響農業產出,與社會問題,所以農業問題的最後一公里實際上來說,就是個治理問題,但它涉及的既包括文化與觀念問題,最終又需要考量到對農民的教育問題,而這些問題當前都需要仰賴基層的農村幹部來施行,但行險的只仰賴所謂的幹部,而不能放更多權力給農民來主導恐怕才是某些問題的根源,這是最後一公里上的阻礙,需要加以解決與疏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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