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怪故事解:中國亙古的流衍的心態(杜正勝)
"物怪"這個名詞應該會讓ㄧ般人搞不清楚究竟是什麼,可能也就錯過這本書,所謂的物怪用一種不精確的通俗說法來講就是"神鬼"等超自然的東西,所以"物怪故事",套用一般人的講法,解釋成"鬼故事"應該是最通俗有力的說法.這本物怪試試解就是以中國古代的各類鬼故事書籍為基礎,透過文本分析來看這些物怪故事所反映的當時社會狀態,人心思想,與世界觀.我在此做了一個系列的近期相關新書閱讀,首先選的是"物怪故事解",其次是"陰陽師的日本史",最後是"被推倒的偶像"三本,這三本內容並無關聯,但卻有一種思維內在聯繫的共通點.
"物怪"本意是指"奇異的東西"或"異物",泛指自然界或世界中出現的非自然,非正常現象或生物.通常指妖怪,奇形異狀的怪物,不一定是死者靈魂,可能是某種變異而成的怪物.精怪.山精,水怪.狐妖等都可算物怪.總之比較偏向自然界中異常產物,往往帶有變異或非人非鬼的存在意味,帶有形體,怪異可見.普通人大概知道"聊齋志異"中的許多狐妖.怪獸.變化之物都可以稱為"物怪".但其實多數人都不知到中國古籍中除了聊齋志異外,關於記載"鬼故事"的書其實很多,可能基於"子不語怪力亂神"的觀念一路傳承,導致在正常的教育系統中很少出現這些作品的名字,更沒太多人談論他們.但實際上卻未必盡然,以前中學,高中的國文教材中一些古文篇章後會有許多附註解釋,那些附註裡偶爾會載明某些名詞與觀點出自那些古籍中,比如太平廣記,酉陽雜俎,搜神記,閱微草堂筆記等書名相信很多人應該曾經匆匆一瞥,其實這些書大致上來說就是鬼故事集,只是他們沒有聊齋的名氣大而已.
在"物怪故事解"中,杜正勝將"物怪"觀念的依照時間的演進分為"古典","中古"與"現代"三個階段,每個階段的物怪觀念都受到當時文化.哲學,政治,宗教等多重因素影響,而逐步變化.這三個階段的依據時間劃分,主要特徵,影響因素與觀念演進可以說先秦時代至東漢,西周,春秋戰國,秦漢為古典時期.這段期間人們相信天人感應思想與自然崇拜,將自然界中奇異現象被視作"天之示警"或"不祥之兆",物怪多和自然異變,怪事連結,象徵天意與政治不正.此時期人們的認知下物怪多與天地生成神話相關,是天地異變或宇宙秩序中自然發生的"異物"或"神異"."春秋","左傳","史記"等文本中常將將怪異視為國家政治失序的徵兆.而中古時期時間範圍約從魏晉南北朝到唐宋,此時因為佛教與道教傳入與普及,讓生死觀,多重世界觀發展,幽冥,輪迴.報應之說夾雜進入了鬼故事的領域,它豐富了鬼神物怪的層次,但也表現出當時中國人出現生死輪迴的觀點與外來文化是攸關的.包括如"搜神記","幽明錄","太平廣記"等,內文中的物怪開始被描寫成具個體性,有故事,有動機的存在.且上古古典時期,那種單純混雜各種獸類形象的物怪想像,已經轉變為能幻化人形,變成人獸相依相變的形態,結合人文的信仰,鬼怪和妖異不再只是天災警示,而是活躍於人間.可對人產生影響.物怪開始"人格化","故事化",不再只是現象.而是有意志,行動,與人互動的存在,因為物怪具有個體性,能在故事中成為角色,有時甚至帶有悲劇色彩或道德寓意,人們的世界觀開始超脫古典時期轉趨複雜化.現代時期時間範圍則為明清以降,特別是明清小說到近現代,此時明清市民文化興盛,物怪故事大量出現在話本.小說中.成為娛樂消費.文學創作的題材.一方面物怪故事成為文學趣味,另一方面也有理性批判的出現比如聊齋裡,同時書寫物怪和反思虛幻,民初至現代.物怪轉化為象徵社會矛盾.心理陰影,個人慾望或壓抑的隱喻.物怪變成文學象徵,可以是人性,社會不安.時代壓抑的投射,往往帶有反諷,隱喻,或心理化色彩,並進一步脫離宗教與迷信,成為想像與創作的文化資源並可被賦予現代意義.
除了揭示了中國古代三個主要時期中物怪觀念外,這些物怪觀點演進還與統治者統治心態,文人士大夫思想,以及對人民應如何思想的期待之間的互動與變化有關.早期的物怪觀念中.怪代表一種自然與神秘的異常現象,常被當成天意的示警.統治者尤其在漢代相信"天人感應",物怪是一種上天對人間政治不當的反饋.統治者會因此自我反省,修德治國.士人與儒者通常把物怪視為天意之表現,透過記錄或解讀怪異事件,來警告當權者.輔助政治,弘揚正道,他們認為物怪不是胡說八道,而是有倫理與政治目的的天譴之象.人民被引導去相信"怪"是與政治倫理息息相關的神聖信號,他們應該敬畏天命,順從道德秩序.進入六朝至唐宋,物怪逐漸從天譴與政治警告,轉變為文學題材與個人想像的寄託.此時的物怪故事,反映了朝代動盪.人世無常,以及逃避現實的心理.統治者對物怪故事的態度開始變複雜,有時鼓勵,有時壓抑,因為過度怪談可能造成民心不穩,但同時又利用神怪來鞏固宗教與政治權力.文人開始在怪異故事中表達個人心靈與哲理追求,如志怪小說中的神仙,靈異,狐鬼,往往有超越現實反映理想的功能,物怪成為一種反映人間無奈.追尋超脫的工具.統治者與主流儒家雖希望人民正信正行,但容許在一定範圍內的怪異想像,作為安撫.解壓或宗教心理的出口,怪不再只是天譴,而也可以是民間信仰與文化的一部分.到了明清,物怪故事被當成民間俗文化,甚至迷信,開始受到官方壓制.統治者一面強調正統,理性,要壓制妖言惑眾,因為怪力亂神容易動搖民心,造成社會不安,但是士大夫分裂成兩種態度,一部分繼續在"物怪"中寄託情感,批判現實,甚至強調它的教化功能比如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或蒲松齡聊齋志異藉狐鬼說人事,但另一部分則接受理性啟蒙,認為怪異是迷信.應當破除,提倡格物致知.統治者與主流知識分子希望人民既愚而可控,但又怕肆意談怪影響啟蒙,因此常形成矛盾,表面上打擊迷信,實際上利用恐懼與傳說來維持社會秩序.
杜正勝在"物怪故事解"中雖然不是用文本結構的詞彙系統性分類,但從他的分析與引文,我們確實可以看出不同時期物怪故事的文本結構,內容主題與物怪形象有相當清晰的變化.三個主要時期的鬼故事敘事的差異大概是這樣的,在古典時早期,物怪文本的結構特色便是以極短篇紀錄形式來呈現,通常是以"某地出現某怪,暗示天意'的簡短記述為主,幾乎沒有情節鋪陳.只是現象描述與象徵解釋.且以自然異象為主,比如雙頭鳥,河中赤龍,星辰墜地,物怪的形象經常是非具體精靈,而是自然與天地異變.比如"左傳"昭公七年:"陳有嘉禾,周之將興也",或如"漢書·五行志":"元狩四年,臨河水赤;水赤者,血象.災也.".這類文本幾乎只有"現象+解讀",無故事.無角色互動,是政治符號化敘事.直到魏晉時期,文本結構特色開始出現"故事",物邂逅怪異,產生互動,帶出哲理,超脫,隱喻,常見有"短篇奇譚"或"傳"體形式,比如抱樸子,搜神記都是這種結構,其中物怪特色從自然異象轉向具形象的人形精怪,神仙.妖靈,甚至可以是狐仙.鬼魂,神祇,開始有人格化.情感化,比如"搜神記"中劉晨,阮肇入山遇仙女的橋段,講述兩名樵夫在山中迷路,遇見仙女,共度月餘.歸返人間已過百年之事,又如"太平廣記"中 許多狐仙故事,士人愛上狐女,狐女雖非人類.但情意真摯,故事最後往往有虛實交錯與離別感傷.至於到了明清近代,故怪故事的文本開始高度文學化,細節鋪陳繁,典型為短篇小說形式,有完整起承轉合,故事中怪往往反映人間不平.壓迫,隱晦批判.常是狐,鬼,花妖,化身為美麗女性或風雅書生來演繹一段情感故事,通常具有批判性與浪漫色彩,甚至為弱者發聲,或諷刺權力,有時物怪反而比人間更善良,更有"真情",比如聊齋中的"聶小倩"說明物怪可能的情感,有情有義,反映人性的缺點與壓迫,又如"畫皮"以假面來諷刺人間貪慾與虛假,表面華美,內裡骯髒,怪所反映的卻是人性的負面.
當然,這本書作者有他解析古典時期物怪故事,或形象,意義所要表現的社會意義,社會形態,人民心態等等分析的目標,大體上你能猜得出那是基於"弱民智利治民"那樣初始的心態目標而起,但其後,隨著世界的發展,物怪故事從巫學,玄學,進入了科學階段,因為真相如此,它或許已經無法弱民智(當然其實也未必),但依舊不變的是"利治民"的功能,只是這種功能大體上已由上人,統治者權力者散佈推廣的懲戒恐懼心理,轉而為由人民自行構築的報應輪迴信仰基礎成為影響力基礎,人們從而基於果報而不去做某些行為舉措,這裡面其實應該有相當多值得研究的內容,比如那基於外來宗教的輪迴觀念是如何的與上古以來的物怪故事搭上線,是在何種的社會氛圍與其交匯融合,又是如何成為地方的民間信仰的背景文本故事,相信都有更深更仔細的社會演變與攸關的人心思維的變動在中交互作用,只是那恐怕也非單純的對物怪故事進行文本分析能得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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