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師的日本史( 陰陽師たちの日本史, 齋藤英喜)
物怪故事中常見的一種特殊人物,就是那種能在凡人與物怪間從事橋樑串連功能的人,我之所以用橋樑串連,是因為兩者間的心理關係並不確定,因此其間橋樑的功能可能包括著溝通,對抗,警戒,或是合議,乃至對戰.而這種橋樑角色歷來在各類宗教下衍生出多種專門人士,比如道士,法師,巫師,方士,和尚,乩童,陰陽先生,或者是法童.當然這種關於物怪的觀念,信仰,或是相關衍生的宗教事務自然不會只存在於中國.這一本"陰陽師的日本史"所談的就是出現在日本的橋樑串連之一,陰陽師.
陰陽道約是在飛鳥時代(約7世紀)伴隨中國文化傳入的,它源於中國漢代以來的陰陽五行學說,道教,占星術.方術,在奈良時代逐漸被日本官制體系吸收,成為"官僚職掌"的一部分.西元7世紀左右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從中國帶回陰陽五行學說,道教思想,天文曆法,卜筮占星等知識.大寶律令(西元701年)中設置了陰陽寮,主管天文,曆法,占卜,防災,正式將陰陽道編入國家體制,陰陽師原本是陰陽寮下屬職官之一,負責解讀天文,地氣.占卜.成為國家技術官僚.
平安時代是陰陽道與陰陽師發展的黃金時代,且開始宗教性與民間信仰性質日漸增加.隨著貴族階層如藤原家崛起,陰陽師成為他們日常生活與政治決策中的重要輔助.而安倍晴明(921–1005)的出現是關鍵.他將陰陽師從單純"國家官僚"轉型為半宗教,半神秘的身份.他被傳說化,神格化,成為陰陽師的象徵.此時陰陽道融合了佛教,特別是密教的咒術與神道,成為一種獨特的"和製神秘學".到了鎌倉幕府時代,政治重心轉移,而陰陽道從'朝廷專用"逐漸擴散到武士階層與民間.並開始與修驗道,山岳宗教,靈山信仰結合,成為更多儀式性活動的一部分,其間同時受到道教符籙,佛教護摩法,祈雨法影響.儀式日益複雜.於是原本只居於權力核心的京中陰陽師逐漸分化為官方系統:如土御門家,與民間陰陽師,即私家陰陽師.到了江戶幕府時期,雖然仍保留陰陽寮傳統,土御門家世襲"陰陽道宗家",但科學發展與新曆法推進使陰陽師的實務功能日漸衰退.當年為了生存,土御門家試著藉由殘存的特權,透過收費入籍方式將民間私人陰陽師吸納到門下,當時這些私人陰陽師只是名義上的被吸收,但隨著江戶時代的開放,這些私人陰陽師正好轉型成為一種庶民信仰中充當節慶儀式,家內平安,除厄等用途時的關鍵角色,並同時與浮世繪,講談,歌舞伎中角色形象融合成為民間故事題材,因而如後來安倍晴明的神話化,就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推行"神道國教化"政策,在1870廢止陰陽寮,因此陰陽道被視為迷信而禁止公務化,陰陽師因此終於從官方的祈嗣,儀典中消失了,不過陰陽道與陰陽師文化在民間信仰與文化作品中持續存在,直到上個世紀末又成為小說.戲劇,漫畫,動畫的重要題材.陰陽道與陰陽師形象常作為日本傳統神秘文化象徵.
在本書中最核心的一個隱藏觀點就是由陰陽師落入人間來看日本社會的變化.陰陽師與日本官家統治者的關係演變概觀約能從平安時代最親近,最高峰一路到1870年的禁止為止.在平安時代陰陽師正式制度化,陰陽寮為律令制下的官方機構,負責曆法,天文,方術,占卜,直接為天皇,公卿服務.賀茂氏,安倍氏的崛起,以這兩大家族為代表的世襲陰陽師進入權力核心,安倍晴明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當時陰陽師的功能角色包括"解釋天意",透過天文災異判斷政治吉凶,影響國家決策."儀式權威",主持大祓,疫病鎮壓,宮廷重要儀式,因此與攝政,公卿,皇室之間非常親近,是一種"政治—宗教—知識官僚".到了鎌倉時代,它與官家逐步開始疏遠,但尚有一定地位,這是基於武家政權興起,政權轉向幕府,皇室與朝廷權力相對下降,陰陽寮的政治功能逐步削弱,因而陰陽師的功能轉向儀式性與吉凶判斷.武士階層雖非以他們為決策核心,但依然在出征,修築城池時徵詢陰陽師意見.因此即使與官家關係下降,但仍被尊為官方文化的一部分.到了室町時代陰陽師地位動搖,逐漸民間化.當時朝廷財政困難,陰陽寮經費短缺,陰陽師依賴私宅祈禱和個人委託.於是陰陽師開始接受一般公卿,富商甚至地方豪族的私單,權威逐步由國家公職走向半官半民性質,同時與佛教,神道混融,文化角色日益民間化.江戶時代雖然陰陽寮名義上存在,但實際上權力已大幅流失,官家與陰陽師關係形同儀式傳統保留,而非實際決策參與,"公認陰陽師"與"民間陰陽師"的界線模糊化,而逐步的失掉了"大人"所有的保障光環.
陰陽師由官家重視走向民間化,這歷程從社會與文化角度來看大約可表現四種主要意義.首先它代表的是一種知識官僚體制的解體.陰陽師原本是掌管國家"天意—曆法—方術—儀式"的一環,他們的衰落象徵了古代律令官僚體系的崩潰,尤其反映出平安貴族體制從政治核心退場,也是地方武家崛起所帶來的知識體系轉移,所謂的天文,曆法,儀式等皇家獨享知識開始往下層流動的開始.其次它代表宗教角色由國家神聖性走向地方民間信仰歷程.在官制時期,陰陽師是國家與天命溝通的代表,當它進入地方化,民間化階段後,這種"天意"的詮釋權與遵循不再由國家,統治者獨占,而是落入"個人與家庭的祈福"領域,從國家大義走向"個人化,家族化,地方化"這在文化演變上,算是重大現象.第三它代表是宗教祇禱,禳災等行為,從政治權力輔佐功能轉向為普羅文化遺緒.陰陽師後期的角色越來越像是傳統文化的保留者,或象徵性儀式主持人.類似現代的文化人,具有表演性與象徵性,而非再在實質決策上有影響力,他們的存在也促成日本妖怪文化,民間禁忌,方術傳說的累積,反映了古代權力與民間信仰的深度糾纏.最後陰陽師官家地位的衰落代表的是社會秩序解構與再建的縮影.陰陽師的式微代表日本社會從"神權─律令─朝廷"的高度集中體制,逐步走向地方分權與武士社會,最後進入現代化國家,這是一種知識權力下放的歷史過程,也是神祇,宗教,科學逐步分離的過程.這一條演變路徑正是日本由律令國家向武家國家,再走向近代國家過程中的"知識轉換"與"權威更替"的縮影.
因為陰陽師的核心職能之一就是掌握曆法,而曆法知識的發展與陰陽師制度的演進彼此密不可分,由此我們看出所謂知識專換歷程.所謂知識就是力量,是權力象徵.日本最初的曆法知識來自隋唐,由官方專門機構陰陽寮掌管."暦博士"負責曆法計算與發布,"天文博士"掌管天象觀測,陰陽師負責卜筮與解釋,在這個體系中,陰陽師本身不是獨立制定曆法的人,而是曆法知識的應用者與詮釋者,會根據曆法,天象,進行儀式判斷與占卜.因此熟習曆法本身即是"權力"的一部分,只有國家才可以制定與頒行曆法,而陰陽師透過解讀曆法上的吉凶禁忌,成為朝廷與社會秩序維護者.平安時代賀茂,安倍兩大家族壟斷陰陽寮,其中賀茂家通常負責天文與曆法,安倍家則偏向方術與占卜.曆法知識的最高掌握者是"暦博士",但陰陽師日常工作中需要熟稔曆法才能為皇室,貴族擇日,解除方位禁忌,並主持歲時儀式,因此陰陽師不僅是占卜師,而是曆法文化知識的執行者,透過知識壟斷增強政治地位.進入武家政權時代,朝廷影響力下降,陰陽寮經費不足,導致曆法計算有時出現錯誤與混亂.同時中國南宋至元明的新曆法理論陸續傳入日本,開始挑戰傳統陰陽寮體系,此時陰陽師雖然依然以曆法知識為基礎,但更多轉向依靠經驗法則,民間信仰與地方占卜需求,逐步從官方曆法詮釋走向民間日常占卜層面.江戶幕府建立後,官方曆法改由幕府天文方負責.涉川春海於1684年制定"貞享曆",成為第一個真正由日本人獨立編纂的官方曆法,象徵曆法掌握權從朝廷陰陽寮正式轉移到武家政權手中,而陰陽師此時徹底失去官方曆法參與權,只能成為曆法的應用者.民間的"曆本"開始出現,包括黃曆,萬年曆,吉日禁忌,方位解說等大量出版,由民間印刷業者與地方陰陽師掌控,產生了民間化的曆法知識,雖然其間充滿迷信色彩,但終究是一種知識大眾化開始.明治政府以科學近代化政策為主,1872年引進太陽曆,徹底廢止舊曆與方術體系,因此陰陽師與曆法關係正式結束,僅殘存在民間習俗與地方神社中,成為民俗文化而非官方或知識權威.從朝廷,陰陽寮,武家天文方到現代國家科學體制,反映出政治與知識壟斷權不斷被更新與取代.陰陽師與曆法最初是國家科學官僚體制的一部分,最終成為庶民文化,民俗禁忌的一部分,形成知識的"去中心化"過程.
這一本書只是大略陳述自平安時代以降陰陽道出現後陰陽師角色功能的演進史,與它存於當時社會意義的變化,我們大體上也能看到與"物怪故事解"中類似的趨向,就是對物怪,物怪事件的重視者如何的從權力最高層專注國之大運轉向散佈為升斗小民關注日常庶務福期盼的演進過程.且即使今日科學昌明,物怪概念由它自巫學,玄學以降即含有的不可知論的部分始終未曾消散,它雖然帶有迷信成分,卻絕對與個人的自律,自控有著相伴相依的關係,也成為穩定社會秩序的一種因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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