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惡感的代價：德國與日本對二戰的記憶(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Ian Buruma)
在還沒有網路影音串流的年代,看過一部竹野內豐主演的日劇,"人間的證明",講的是一名知名服裝設計師殺害一名青年黑人的推理案,除了命案外,這部原著最值得被留意的便是它悲劇故事產生的背景,兇手與追捕者命運的改變竟都與美國大兵有關,以1970年代經濟的高速發展來揭露1950年代戰後初期悲催的生活.美軍佔領期間,為了生活,因為戰爭造就的大量的寡婦孤女只能選擇成為美軍的"人妻"或"情婦",及"罪惡感的代價"書內所說的"潘潘女",等美軍撤離後,這些人妻多數並沒有被帶去美國,而是被拋下,一個人或帶著孩子為了生活往往只從娼,或者選擇殺掉小孩,形成了社會問題,而"人間的證明"的悲劇則遲延20年才發生.所以這部作品不再是單純的推理小說,主角的背景揭露了日人普遍避談的戰爭,與被美軍佔領期的醜陋往事,這些都讓日人視為恥辱,包含了集體性的恥辱及相伴的個人恥辱,"人間的證明"裡隱藏的便是這樣的社會真實,而這恥辱的源頭與其說是來自發動戰爭的罪惡,還不如說是因為戰敗,因戰敗與美軍佔領的恥辱所帶來的不幸,為了掩蓋它,轉而追求隨美軍而來興起的資本主義社會物慾發展的追求.而這與"罪惡感的代價"所寫竟隱隱有所相合的意思.
另一方面對岸年初的時候有部古裝耽改劇受追捧,點擊與收視率皆高,劇中的主演瞬間成頂流,原本可因此劇一吐多年不紅的悶氣.但不久卻被人扒出曾經參訪日本靖國神社,輿論瞬間反轉,甚至有遭封殺的可能,看來似乎是戰爭仇恨難忘,對於犯禁忌的自己國人也殺無赦.不過若問罪咎,要跟猶太人追擊相比,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每隔一段時間,我們都要在猶太人掌控的好萊塢與歐洲影視作品中看到一些關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相關議題的電影作品,其他植於書籍,小說,歷史文獻,影劇那更是不勝枚數,甚至任何一位暴露出對過往無知而利用納粹圖騰或符號表達任何意念行為都會遭到批判砲轟,即使是一位無名小卒或是亞洲人也不例外,那種追殺可謂毫不留情.這種情況下,德國對於曾經的戰爭發動議題特別是關於對猶太人集體消滅處置歷史顯然就是難以閃躲與裝傻,必須正面應對的必要性顯然高於日本,以至於才有了兩種不一樣的觀感,就是認為德國對於戰爭發動與屠殺猶太人的罪行承認比起日本對發動戰爭與屠殺其他民族的惡行來得更坦白,更用於面對,更小心謹慎.但其實這只是一種粗略的印象,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差異依本書所述可歸因某些因素加上受害者的壓力使得兩國對於發動戰爭或大量殺戮的罪責的感受與處置大不相同,相信也是本書寫作的原因,這裡的某些因素在書裡並沒有明顯地指出來,但是敘事曾經好幾觸到這個主因,讀者必須要從細節中理解才能找到作者的意圖,我以為這個主要因素就是"反對的力量".
就題材來說,這絕對是個值得探索的有趣主題,儘管它可能充滿爭議,不過這本書的寫法上Buruma雖然寫了許多內容,但其實欠缺條理性與焦點,以至於內容偏於漫談,或者流連在文獻爬梳,與採訪交錯間失掉了敘事重心.前面說過得出兩國對於戰爭的罪行承認的差異在於"反對的力量",其實也是有所限制的.真正的狀態是這種認罪的差異只在官方的態度與行為上,事實上本書不只一次的表現出民間人士對於這種曾經的罪惡大多數仍以隱藏,躲避的心態在面對,甚至於兩國底層仍偶許多右翼人士仍積極的試圖恢復過去的"榮光歲月".這也是Buruma並不完全同意罪惡感與恥辱感所帶來的差異,事實上雙方的人民仍存有大量基於恥辱感而不願為人揭露的心理狀態.
先回看一下這書究竟寫了些甚麼.Buruma走訪了許多城市,參訪了戰爭遺跡,訪問戰爭老兵,爬梳了相關文獻,找出了許多歷史紀錄.從奧斯維辛,廣島到南京,從柏林,東京,大阪以訪談的形式追問戰後人們對軍事審判,教科書,紀念碑等問題的看法,以此來找尋兩國人們對二戰的真正理解.事實上透過文章描述上,我們可以知道對於德國與日本而言,至少是官方的主要聲調,二戰的意義早就由複雜多元的關係與交錯的戰爭轉化成簡單的兩個符號.對於日本來說,二戰只剩下空襲,原子彈,與美軍佔領.相對的,對德國來說二戰的簡化符號就是對猶太人施行的滅絕計畫與行為.而這兩個認定的圖騰與受兩過侵害的其他國家,族群來說存在認定上的差異距離就是人們認為兩國悔罪態度的差異,在歐洲遭受德國入侵的國家大多數不是已經與德和解成為區域或歐洲共同體的夥伴,就是擁有相伴的經貿關係,除了猶太人這一條外,其實早就沒有太多的仇恨糾葛,這是因為二戰後德國就分裂成兩部,因為冷戰的關係,西德成為了過去美英法的盟國,西德的政體制打破了納粹的體制出現的新的符合現代的民主正替,最終也是由西德統一了德國,因此戰爭的仇恨造就在歷史長河裡透過這種關係的變換而逐步消彌.與德國不同,日本戰後除了被美軍佔領,處理了一些主要的甲級戰犯外,它戰前的政治體制其實並沒有完全被打破,天皇地位不變,甚至戰前的底層官吏在戰後逃過戰犯審判指控後還逐步的升為戰後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加上因為韓戰,或因為投資資金的需要,讓韓國,中國官方有求於戰後經濟高度發展的日本,而紛紛暫時放棄對於日本戰爭罪行的追究,但這種官方的需要與受害國民間的感受其實是大部不同的,也因此就造成了亞洲受害的國家的人民普遍的認為日本沒有德國那樣誠心的面對戰爭罪行.
然而這些對於戰爭罪行的追究或承認與否都是從官方的角度出發的.至於民間的一般人態度如何,受影響的因子就多了.主要還是受政治與文化因素的影響.戰後兩國都經過戰犯的審判,除了主要的首惡外,其實在德國有許多中階納粹官員或是藉由出逃,隱姓埋名逃過罪行,有少部分人士或是因為冷戰的需求而被輕輕放過,但是在民主體制下這些人固然能夠僥倖逃脫,卻往往因為後續官場升職或權力提升而被挖出在二戰中曾經的醜行,以致GG下台的例子.所以經由民主體制中的反對力量,監督力量,有時是東德的抓耙仔告密而讓西德官方的立場傾向於對於過往戰爭罪行採取較為承認的態度,後甚至因為猶太人的金錢帝國勢力與美國配合要求下而被不斷的提醒,不敢再有隨便造次否認戰爭與屠殺罪行的機會,至少就官方而言是如此,而在日本,連天皇都沒有事,還能一直活到上世紀近90年代,民間自然有了不必醒悟的靠山,因為只要自稱是奉行政府的國策,天皇的旨意,談起愛國精神,民族生存需求,自然也就能夠開這樣罪咎的問題,"只是奉命",加上官方在教科書,博物館,與遺跡的選擇性留存或銷毀,自然沒有太多人會有不一樣的想法.何況戰前官僚體系一脈相承的自民黨長期執政,自然根本不可能在這議題上有太多改變的可能.唯一曾經有機會的是上世紀70年代的左派運動,曾經掀起過一些反對的水花外,基本上從官方到民間,對於二戰日軍在各地所施行的屠殺基本都是予以忽略,或認為那是戰爭中的必然手段,一如越南,朝鮮戰爭上的戰況是一樣的,相對的代換這些的戰爭圖騰成了空襲,原子彈,與日本佔領,這是作者約化的結果,雖然有點簡略,但大體符合現狀,作者從影視作品得出的日軍的經常影像是家裡的孝順子弟,溫潤的丈夫,和藹的兄長,最多是浪漫狂野的勇士出擊,絕對不會出現軍國主義兇殘屠戮的樣貌,如果有戰事場景必是遭逢空襲,或是原子彈的蕈狀雲,黑雨,並藉此表現出"和平主義"的思維,至於這種和平主義是類似戰後由左派所形成的那種對於所有戰爭的厭棄,抑或是另一種因為"戰敗"心理所產生的厭棄,作者沒有探討,可能也沒有想到.這是我以為可惜的,因為作者在"罪惡感"與"恥辱感"的議題上沒有過多的著墨,也沒有獨自深入的研究理解日本的文化,他只是簡單的代用了其他幾位的觀點,就否認了恥辱感為是主導日本否認罪刑的主要作用因素,但他又沒法提供我們那究竟是甚麼原因才是提供人們羞於承認的理由.
作者寫作本書的契機是在1990年代的第一次伊拉克戰爭期間,他想探索盟軍裡究竟可不可以除了美英法軍外再增加德軍與日軍.因為他們都受限制二戰的制約,除了軍事能力被限制外,這兩國政府也受制於在它們軍力威脅下曾經受它們武力迫害的國家的反對,還要突破自身對於這種疑慮的新自信.很明顯的德國通過了這種觀感式的查核,但日本卻並沒有通過,人們對於日軍的疑慮,與對日軍可能的產生的傷害依舊是戒慎恐懼,於是就有了人們認為兩國在對於戰爭悔罪的行為上表現出大不相同的樣貌,於是Burum試圖去探索這其中的差異,可惜,作者的探索太偏向於以受訪者為主題的匯集,缺乏對於兩國各自的文化,精神上的深度探索,既然不能從文化中得出絕對的答案,而想從政治上去找,於是就得出了因為美國的佔領,除了少數的戰犯外,其他一切幾乎沒變,甚至官僚體系都還是原來的那個,因此才造成他們不願承認曾經的行為.然而事實上除了日本官方外,日本與德國的民間人士特別是曾經在二戰期間致力效忠國家,納粹,天皇的人們是屬於特別加強否認曾經與這些罪行有涉,或否認就是元兇的狀態,而這若與政治有關,就是反對的力量得贏弱,以至於他們否認上毫無困難與代價,但是同樣的行為面對那些曾經被它入侵的國家國民來說,顯然是會被他們批評與指責的,但這究竟是反對力量的嬴弱還是文化中恥辱感的作用顯然就難以釐清的,所以我才用了"人間的證明"開頭,至少在影視作品的呈現上,我很早就發現了這點,而這點與作者的在此書上關於文學或影視表現上的論點是接近的,只是作者沒有再深入從此展開更多的觀察與論述,而轉向過於浮面的東西了.這正是本書可惜的地方,有了好的題材,卻寫了一本相對離棄主題的書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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