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 (Poetry, History, Memory: Wang Jingwei and China in Dark Times, 楊治宜)
望東樓上,日暮若曦.江風寒未破,合釣憶秋時,盡收失笑欠狀,禪寂憶,還當得幾人知.遺恨千依百順,難行盡.滯壩岸遠,長安路迢遙.念玉壺山下,行悠唱好,舊遊憫雲霄.
上面這首"金陵謠古"是一首宋詞,傳說作者是一位南宋高官.詞間書寫的是對江南地區的深情與關切,抒發了對於人民陷入疾苦的同情.如果僅靠這些簡單的描述,讀者恐怕誤以為這是哪位憂國憂民的古代文人作品.但實際上,這個作者大名鼎鼎,他就是秦檜.對很多人來說,同情民間疾苦似乎與秦檜這個人的形象是對不上號的.他是個害了忠臣岳飛的惡人,是害宋朝山河無法一統的奸臣,這印象應該是大多數人在教育,與文化灌輸上被置入的絕對認知,這個人與他的老婆王氏被人做成的石像至今仍跪在杭州岳王廟,因此必然有很多人會懷疑我上面寫出的這首詞是他寫的嗎這樣的疑問?或者,會從另一種角度,想著這若真是他寫的,也必然也是一種從虛偽,做作,或濫情等目的所做的文藝腔,其中既不真實的反應他的內心,也可以說是完全違心之作.
距離杭州西方兩千公里外的重慶磁器口,有另一對現代夫妻也被人做成了鐵鑄跪像置於一顆樹下,這就是本書的主角汪精衛與陳璧君.汪精衛今日的形象在兩岸三地之間,或者在華人社會之間都不好,是大多數人認為的漢奸,跟秦檜是差不多的,那這本"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的內容是要寫什麼呢?簡單說,就是一種另類的翻案或是新的敘事角度,作者想證明,起碼從汪精衛與其週遭的友人的角度來看,汪精衛不是那種單純投降敵人的漢奸,帶路黨,而是在行使一種另類曲線救民手段,讓戰禍控制在限制性的範圍內,確保日佔領區大多數人民能過上一個穩定生活的手段,簡單說本書想證明汪精衛是為了人民,汪精衛是為了保民,汪精衛是為了和平,所以他才要投靠日本人,在其支持下成立另一個中華民國政府,也就是說汪精衛是基於愛民才忍辱負重假裝奴顏的屈身於敵人的威懾,但他終究是愛國的,或者他的行為可能不能完全按照己意,但心靈與精神執行上都是按照著這個和平柾國的方式去鋪排與自我認定的.
我開場用的宋詞與秦檜之間看似衝突,矛盾的出象,不協調中,它所反映可能是歷史中隱藏的另一種可能,就是有沒有可能秦檜其實真的如他的詩詞所反射出的樣貌一樣,其實是憂國憂民的?!只是因為某些權衡,比如為了江南地區的百性或社會不要遭受戰火荼毒,不要讓更多人枉死犧牲,所以才選擇與金議和?!而看似妥協與窩囊的做為則是基於達成另類的和平安穩的生活方式,降低損傷的目的而做,所以他寧可讓大家誤解自己,也要創造一個能夠讓多數人安穩生活的狀態?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能懷疑秦檜可能是因為這類看似更高大更多人受惠等和平目的的理由才不得已以莫須有之名來殺害岳飛,那麼汪精衛這名20世紀的漢奸有沒有可能也是基於類似的理由才選擇出走重慶在日本的幫助下成立另一個中華民國政府來與原政府對立,因為可能汪精衛認為唯有這樣才能解救陷落在日本佔領區中的中華民國國民不被繼續屠戮.而為了證明汪精衛心中確實認定並執行這個曲線救國的觀點,本書作者試圖從汪精衛曾經書寫的詩詞中來找證據.看看有沒有許多作品透露出一如我上頭寫的"金陵謠古"那樣的情懷,與相關的情感,心態,或是意圖.
關於汪精衛這個人的生平歷史在本書的上篇有約略的敘述,不太知道這些內容的讀者可以藉此稍微的理解此人,我因為小時候喜歡看歷史相關的書籍,只要看到民國的部分應該就跳不開這個人,所以本書的上篇內容可以說是大概之前都看過了.還記得某一書中曾有作者對汪在出走重慶政治生涯的判斷選擇上是否如他自己寫的詩句中"引刀成一快,莫負少年頭"那樣灑脫,恣意,隨性,但也因此缺乏深思與全局觀的評論.但從這本"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的內容推論,如今想來之前書籍這樣的評論多少有點混淆了時空不同下的思緒,角色,目的,立場,而淪為一種誅心式的評價.畢竟這首"被逮口占"是汪精衛年輕時刺殺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捕後面臨可能被處決下的心境,思緒,與他後來的遭遇,經驗相比,是不可同日語的,當時的汪精衛應該.但是不知是不是受這件暗殺事情的影響,作者在本書中試圖恢復的便是從刺客這樣的角色下延續述及的可能汪精衛的內心自我,與社會記憶中的他的差異.
作者楊治宜是個對岸的文學研究者,但這本書卻由本地的出版商編輯付梓,從作者的前言約略知道出版這樣議題的書籍在對岸仍屬敏感或禁絕的,畢竟汪精衛的漢奸形象長期的掛在那邊,任何試圖改變這樣觀點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種挑戰,若說是一種對智識或是歷史敘述的挑戰倒也罷了,但歷史往往涉及官方的角色.認知,與存在合理性,所以翻案歷史有時就是挑戰政治權威,反之,官方的歷史定義通常就是為了展現權威的正確與統轄,目的都是為了排除異己,只不過看排除的方式是用硬上還是軟禁的差異,因此對汪精衛這樣的漢奸認識與記憶,固然有其屬於歷史上的定義的確認,但其實很多時候,官方所定義的認識可能影響的範疇與時間更寬闊,更綿長,更具影響力,與刻板化,絲毫不容異議的空間,所以對汪敬畏的認識在兩岸其實差不多是一樣的,只不過對岸僵固,本地冷淡而已.這本書作者採取了三元素的分析,分別是史學,詩學,記憶學,依作者的觀點傳統史學的研究上過於依賴文本敘述,事件,人物互動的發展等線性發展與碰撞結果,鮮少找尋歷史人物不經意,或抒發情感的詩作等文學,心情出口的紀錄,這是一種缺憾,而近代對於詩作的研究分析上慢慢逐漸的瞥掉了傳統韻文詩的分析理解,而作者以為過去人們對於世界的記憶,認識,往往會透過詩作做意象式,抽象且無限制的抒發,因此,傳統的詩作,隱含了當時人們對於自身及於社會的認識,這種認識是建立在一種社會環境,氛圍與個體認知,體驗交錯的形成的文化認識,因此,史學的分析可以透過拆解詩作中的各類描述,寫情,寫景,寫心境,來認識作品,作者的所處的環境,狀態,時空,踟躕等等,而更難無礙的表達作者自身的自由意志,排除外在環境框架的限制與勒索.
所以本書透過了許多汪精衛的詩作,同時驗證了與汪密切往來的一些人物的作品,來表現作者推論汪精衛的曲線和平救民手段是他內心真實懇切的想法,而他也真的那麼做了.而作者甚至更近一步的證明了,汪精衛是能預知自己的結局,或者預視自己這樣的選擇之後,在旁人眼中,特別是那些留在重慶與後方人們會對他有怎樣的想法與認識.所以作者推論汪精衛是一種"烈士"的心情來採取與敵謀和的,用一句通俗的話說就是我入地獄能救民這樣的心情,在這樣的敘事線上,在本書中有幾位前人特別地得到了關注,一是陶淵明,陸游,一位是荊軻.汪精衛的本名是汪兆銘,精衛是他的號,也是筆名,當然我們知道精衛填海的故事,便能預想到做此筆名或自號的人對於自己的期望,汪精衛最欣賞陶淵明,陸游的作品,陶淵明的隱逸思想與陸游的愛國精神可以說是影響了他的一生.陶幾次出仕又隱退,全視當下的人民需要,自己並不棧戀權位,楊治宜在此透過汪的詩作來引証這樣的觀點,就是汪並無權位的嚴重偏好,他出仕的目的就是為了人民,所以他明知自己與日媾和並不討喜,也不得為民犧牲自己,這是一種標準的"烈士"情結的自許,但他是愛國的,這是透過汪詩文中常見的陸游隱意的表現而得,而另一種表達烈士自我精神的象徵就是刺客"荊軻"了,一方面汪精衛年輕時曾刺殺載灃,確實真的做過了刺客,但是從燕太子丹,荊軻圖窮匕見的故事納入汪政府舞台劇,或是汪的詩文中可見,以荊軻刺秦王的橋段被放大成自己是以犧牲的精神面對秦國(日本)的影射,正所謂"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深入敵人的境地,面對凶險的秦王,他做的事正是緩緩地打開那張假意獻媚的地圖,只是我們外人尚沒有看見汪精衛拿起匕首,更遑論見到他誅殺秦王,所以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前,他就只能被視為是一個線上地圖的漢奸,但他自己心裡深深的相信會有匕現,拿起來斬殺秦王的那一天,而這些情緒,思維,意圖的推測,就是本書作者從汪精衛與週遭友人的流傳下來的詩歌作品中的文化記憶點所推論而得.
在敵人入侵或殖民的最初階段,必然會有一群倡議合作主義的當地人士,他們可能是基於自保,或是牟取私人利益,也可能確實存在為他人謀取安穩生活的仁慈胸懷而為,但我們基本上很難從事發當前的狀態來判別其中的不同.本書依據Werner Rings對二戰德國佔領區的合作型態研究,提出了四種合作類型,無條件合作,中立合作(以獲得基本生活保障為前提),有條件合作,策略性合作(以對侵略者的敵性為特徵),要知道從侵略者的角度是不可能容忍這四類的情境差別,與倫理困境的探索,對他們來說提供合作機會是強者,勝方給予的仁慈寬容,被征服者或被殖民者只有欣然接受這一選項.而之所以會有這四種合作型態的差異全部都是被迫合作者的觀點角度,因此作者寫這本書的一個極大目的就是,我們能不能不要次次都以征服者,侵略者或是完全抵抗者的角度來看待合作者的言行,人格,與選擇,因為這樣會陷入一種完全的二元化認知陷阱,把所有的合作者都視為是叛國,是道德行為,觀點上的瑕疵人物,實際上每一個合作者背後可能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原因,或是利益或是不得已,她選擇以這樣的角度來解析汪精衛投敵背後的真正心裡想法與思維,也期望這樣的想法能延續做為日後分析相關合作者歷史的選擇方式之一.
我個人對這樣的分析方式並不全然同意,所以本文一開始我就找了一篇疑似是秦檜的作品,目的是反問.因為如果汪精衛能夠透過詩作中的文化記憶解析個人與社會記憶的共通點,而得到略微不一樣的評價,是表面疑似漢奸,但實際上是有所圖謀的烈士,刺客,愛國者,起碼不是單一的漢奸評價.那我是不是也能把同樣的分析架構置於秦檜身上,然後為其翻案?可惜,我找到秦檜的作品只有這一首能夠滿足我的要求,甚至於這是不是真的秦檜所作也頗有疑問,網路上找不到秦檜文集或詩詞集,只有零星的被指為是秦檜的幾首作品,但是,若我真的能找到這樣大量合於我目的的詩文,就真的能夠透過個人對於詩文的解釋,與理解來推翻一個千年的集體歷史記憶與評價?這恐怕又是另一個本書很難自解的問題,一方面是誰對書文的解釋能稱為權威,既無定論,很難定性.另一個問題是說謊,我們已知許多當代的歷史人物會在自己的日記裡寫下虛構的事,違心之論,謊言,那何以得見古人不會在自身的書文上大發違心與虛假的意思?!.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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