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新二代」：多元文化與地緣政治下的跨國婚姻子女(Becoming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Children of Cross-border Marriages Navigating Multiculturalism and Geopolitics,藍佩嘉)
藍佩嘉老師的"成為新二代：多元文化與地緣政治下的跨國婚姻子女"是一部視角精微的社會學作品,為數十萬在國族與文化夾縫中成長的"新二代"發聲,以田野的細膩與堅實,構築了一份對主流社會結構與潛在心態進行反思的文本.它將一個長期以來被政策簡化,被媒體扁平化的社會現象,重新結合政治,階級,文化論述進行解讀.以一種近乎解剖式的清晰,展現了"新二代"群體在家庭,學校,職場以及政策治理等不同維度中所遭遇的矛盾與掙扎.當然,若我們能將視角超越在作者"寫了什麼",探究更為幽微與深刻的訊息.我們必能對"為何這樣寫","為何必須是如此的界線"發出拷問,便能同時對在當前的社會氛圍中,這種論述必須持守的理性與隱晦有所理解.
本書中跨國婚姻的受訪研究對象,聚焦於中國大陸,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等國家女性與臺灣男性結合的婚姻型態及其子女.這種"選擇"實則在無形中劃出了一道意義深遠的"沉默的邊界".我們不妨思忖'同樣是跨國婚姻定居於臺灣,與日本,韓國,甚至西方國家人民,或香港地區夫婦所誕下的子女,為何並未納入此番深入探討的範疇?臺灣女性與中國或東南亞男性結婚的家庭型態,也同樣缺席於論述之中.這道邊界的劃定,我不知道是單純基於學術嚴謹度或個案數量不足的簡單判斷,還是在無形中,映照出臺灣社會集體意識中,對於"跨國婚姻"所持有的潛在偏見排序與污名化傾向.
邊界的本質是如此的直白赤裸.社會的集體心態中,有些跨國婚姻下的子女,是無需被"正名",無需被"平反",甚至無需被"討論"的.因為對那些與所謂"高序位國家"人民,無論是與經濟發達的日韓,抑或是與擁有白人中心視角優勢的西方國家的婚姻結合,並沒有產生普遍性的歧視,污名或階級上的疑慮.他們的家庭背景,要麼被認為是社會資本的增益,要麼被看成是文化視野的擴大,總之,是處在一個"向上仰視"的光譜上.相對而言,本書所聚焦的群體,無論是受地緣政治尖銳對抗影響的中國配偶,或是受制於經濟階級和膚色差異的東南亞配偶,他們及其子女,則普遍處於被"向下俯視"或"充滿疑慮"的集體觀感之下.正因為這種婚姻型態潛藏著被社會主流意識所排斥,所污名,所邊緣化的陰影,才需要耗費巨大的心力,釐清難題,爭取正義.
因此,本書研究範圍的劃定,實則揭示了臺灣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種族等級序好與階級意識.它沉默地指出了,國人心中普遍存在一種以"白化"或"先進國家"眼光看世界的傾向,這種傾向決定了對不同族群的國族偏好與偏見排序.這種現象,已成為在追求"平等正義"自詡之下,一道極其陰暗且難以公開觸碰的底線.面對這樣一個涉及國族認同,階級歧視,乃至於地緣政治緊張的敏感議題,作者的論述語氣,始終維持著一種高度的理性,含蓄與節制.字裡行間充滿了細緻的同理與結構性的批判,但鮮少有直接的,情緒激昂的道德譴責或公開指責.作者顯然深知,想要將這個議題"寫好",並且讓它能夠在社會輿論場域中安全地被聽見,就必須以一種隱晦的,非直接的論述口吻,專注透過對現象的細緻描寫,對政策的結構性分析,讓讀者自己去看見潛藏於眾的黑暗心態.這種寫作的姿態,是特定社會語境下,為爭取議題的生存空間,所採取的邊界持守.它是行動力與一種高度清醒的政治判斷的融合,讓議題悄無聲息地滲入主流意識的縫隙.
本書的核心批判之一,在於揭示政府的跨國婚姻政策如何從早期的"同化觀",將外配視為需要被"優生"與"同化"的對象,逐步轉向"多元文化觀",將新二代文化視為"紅利".作者對此轉變給予了正面的評價,認為這是一種文明的進步.不過,從更高層次的反思來看,我們必須對這種"多元文化觀"的實質進行深層次的質問.我嘗試質疑這裡的多元文化觀,是否不過是將"同化觀的房間稍微放大了一些,但房子的地基與邏輯仍然是那一座同化觀的房子?"這種源頭未變的基調在於,政策的根本出發點,仍然是鞏固當前國族意識的穩定與執政者的利益.統治者所願意接受的多元,必須是合意的,可被管理的,不挑戰主流族群階級的.在我看來比較像是"放大房間的同化觀",只允許他們單方面規定什麼是屬於"合意的多元"才能被納入與展示.一旦納入,則必須服務於國家敘事,例如新南向政策下對東南亞語文能力的工具性利用,而這與真正的,包容性的文化加入,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在這種"放大房間"的多元文化觀中,遭遇了最根本的悖論:他們被教育成臺灣人,於是自然地繼承了臺灣社會與教育所傳達的那些"暗黑族群觀點"與"自身白人化視".他們也可能與主流群體一樣,看不起甚至歧視母親國家的文化.但他們在物理上又是母親血緣的一部分.這種"自身偏見對自身部分文化的隱藏與排斥",正是本書眾多個案所面臨的核心心理困境.這一切的糾結,都指向了一個結論: 無論是政策的運作邏輯,或是社會個體的歧視行為,其背後的基調,都牢牢地被單一民族意識這個有限框架所主導,這個意識形態,在排斥他者,維護自身階級優勢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病態的社會常態.
文本從歷史縱深開始剖析了臺灣政府對於跨國婚姻的治理邏輯變遷.早期,政府對外籍配偶的政策充滿了"同化觀"的色彩,將它視為影響"人口素質與國家安全"的議題.彼時的治理策略,旨在"鞏固界線",將移民女性視為需要被"同化過渡"的對象,她的母職則被工具化為協助子女成為"完全臺灣人"的儀式.隨著時代與地緣政治的變遷.特別是新南向政策的推動,國家治理的邏輯逐漸從同化走向"多元文化觀",試圖將東南亞移民的文化連結轉化為臺灣在區域競爭中的"多元文化紅利".這種從"個人跨界"到"搭橋穿界"的轉向,主要目的旨在"界線擴展",展現了國家意識形態在國際壓力與經濟需求下的靈活調整.作者對於這種從同化到多元的政策轉變,給予了文明進步的正面評價.論述合乎事實邏輯.
但是我們必須追問,這份被作者正面評價的"多元文化觀",其底層的邏輯基調究竟是否真的改變了?本書理性地將政策的轉向歸因於經濟與國際戰略的需要.然而,這份"多元"的實質,是否明顯不過是將'同化觀"的房間稍微放大,但構築房子的地基與邏輯,仍然是牢不可破的同化觀?政策的轉向,尤其與地緣政治的尖銳劃界息息相關.當局對於中國籍配偶的政策,始終無法完全脫離"國家安全"與"政治動員"的考量,隱隱制約著其入籍與居留的權利,這背後實則有著國安與選票利益的冷酷算計.而對於東南亞配偶的"多元文化紅利"倡議,其本質仍是一種國族中心主義下的工具性利用,只有當這些文化連結能夠服務於國家的"新南向"戰略,能夠被納入執政者所規定的"合意多元"範圍時,它才被允許被展示.因此,這份看似進步的"多元文化",只是國家意識形態在特定策略下的產物.它精準地劃分了哪些文化是值得被點燃的火炬,哪些僅是為了展演而存在的煙火.但這份底色的計算是潛伏性的,使得它在任何對政策的直接分析上很容易在不經意狀態下被忽視,加上特定的信仰力量,也使得在論述中對它常保持某種程度的審慎與含蓄,以避免觸及某些敏感的政治力量圍剿.
在父權社會結構與主流社會歧視的雙重壓力下,許多母親為了"保護"子女免受外界汙名,不得不做出"文化隱藏"或"去文化化"的痛苦抉擇.書中以"鳳梨田"的金福為例,描繪了母親即使擁有強烈的文化傳承意願,但在丈夫與婆家"聽不懂"或"不重要"的態度下,母語與母國文化依然難以傳播.這造成子女失去與母國文化連結的機會,從而產生身份認同上的真空.作者同時也呈現了如單親媽媽建立"小越南聚落"或高社經地位家庭"一起走向全球化"等主動協商文化傳遞的策略與能動性.
作者將婚姻中的矛盾歸因為"文化的差異"與"族群的互動",這是學術上理性且安全的敘事.然而,我們必須在這種理性的敘事之下,一個更為陰暗的實情: 家庭內部所發生的衝突,常常不是單純的文化差異,而是臺灣社會中種族高低與階級偏見在家庭場域的具體投射.許多臺灣家庭對於來自東南亞的女性,是以一種"自身白化觀點","化約種族意識"的俯視態度去觀之,將族群的低序位轉化為"文化落後"的污名.當丈夫與婆家以"聽不懂越語"來確立其在家庭中的族群與性別位階時,這便不再是簡單的溝通問題,而是一種隱含階級與種族優越感的,毫無現代文明觀的歧視.
我們看到在這種僵固的偏見下,新移民女性被迫以"犧牲文化真實性"為代價,來換取家庭內表面的和平與子女在外部世界的"安全".這種現象的荒謬性在於：社會結構中潛藏的歧視是病態的,而政策,同化觀的放大,又在縱容這種病態,最終卻要婚姻個體與他們的子女,來承受"吃藥"(文化隱藏)的痛苦與掙扎.作者含蓄卻又嚴明的敘事,正是對這種根深蒂固,難以撼動的黑暗心態所採取的邊界策略,我以為這是閱讀中最能感受的潛藏意味.
在教育系統中,新二代的身分首先經歷了"誰是混血兒?"的強制標籤化.儘管政府推動了許多旨在"友善"的措施,但這些"制度善意"在實際運作中,往往異化為對個體的"強迫出櫃",使他們的差異被公然標示,管理和追蹤.文本中特別點明了"外勞的部落汙名",指出這種汙名是種族歧視與階級意識的交織,將新二代與社會底層連結.此外,"中國背景的地緣政治汙名",也迫使另一群子女必須在校園中謹慎地協商認同,甚至經常性的隱藏自身的背景,以避免被視為"潛在的敵人".
我以為校園場域的狀態就是社會偏見的縮影,但更重要的是,它是當前主流政治意識框架下的產物,而這種有限框架,是對下一代傳輸"暗黑族群觀點"的重要管道.那些被貼上的"混血兒"標籤,或是被視為"需要特殊幫助"的群體,定義背後的核心邏輯,是主流群體對於"合意多元"的單方面規定與管理.當教育系統以"善意"的名義,將學生的差異"強迫出櫃"時,這種行為便不再是真正的包容,而是一種行政上的管理與展示.它實則強化了"我者"與"他者"的界線,讓新二代成為被管理,被展示"多元"的對象.他們在校園中所承受的心理壓力與汙名,正是來自於臺灣社會傳遞的那些"看不上東南亞文化"的偏見.而這正是"放大房間的同化觀"的典型體現: 房間允許你進來,但你必須穿上被指定的服裝,坐在被指定的位置,而你的"多元"則成為國家宣傳冊上的一張照片.個體在這樣的"善意"中,經歷的其實是身份的強制管理與再邊緣化,儘管我以為作者的論述極力避免將此歸因為"有意的歧視",只能歸結為"制度善意的異化",但這便是在論述這個主題上的的邊界壓力作用使然,我以為作者其實已經非常有理且克制對於不公有所呈現與批判.
在確認國家將東南亞文化連結視為"多元文化紅利"後,新二代在社會上獲得的新的能動性.一部分新二代選擇"擁抱差異",將母語和文化背景轉化為職場上的優勢,成為閃閃發光的"新南向尖兵".然而,作者也深入揭示了這種現象的內在矛盾: 許多新二代面臨"冒牌者效應"的困擾,懷疑自己所展現的文化真實性.他們也飽受"被期待表演劣勢"的疲乏與糾結,"成就冒牌"與"文化冒牌"兩因素讓他們必須持續證明自己是"有用"的多元,才能獲得主流的接納.同時,也有部分新二代選擇"認同多數",透過"無感與防禦"來淡化自身差異,只要自己不說,也不談論,自然無人發現自身與他人的差異,"我就是台灣人"誰也不能質疑的打死不認策略.
很明顯,"閃閃發光"的現象,並非臺灣社會發自內心的包容,而是國族主義意識形態流動下的產物.國家決定了"新南向尖兵"的價值與紅利,而這份紅利,不過是為當權者鞏固政權,推動經濟,外交戰略所服務的"工具性多元".當國家意識將東南亞連結從"需要被同化"轉變為"值得利用"時,新二代才得以被允許"擁抱差異".然而,這種擁抱是高度有條件的: 它要求個人在展現差異時,必須符合主流社會對於"合意多元"的刻板想像,同時又不能挑戰族群階級的既有秩序.這種現象,正是對假面族群融合展示的諷刺,如同我們在某些原住民主題的遊樂區所見,族群必須穿著傳統服飾,表演刻板的"融合"景象.而為了換取資源與認可,這些跨國婚姻子女的年輕人不得不承受"犧牲文化真實性"的痛苦.他們必須不斷"表演"自己的異質性,以換取主流的認可.這是一種極具壓迫性的文化政治,它表面上展現了包容,實則仍然是"放大房間的同化觀",你被允許進入,但你必須照著我的腳本走.
本書在階級分析的視野,也同食區分了不同社經地位下新二代所展開的認同旅程."高社經地位海歸二代"因擁有豐厚的社會與經濟資本,能將跨國背景策略性地轉化為個人資產,他們對身份的協商更具主動性與自信.而另一群"東南亞尋根的海航二代",則是在成長過程中,飽受臺灣主流社會歧視與汙名所傷,進而主動前往母親原鄉尋求文化連結與身份建構.這類"尋根"旅程,實則體現了個體在面對社會結構性限制時,展現出的強大韌性與能動性.
"海歸"與"海航"的差別無情的揭示了一個事實.能動性,在臺灣社會中是高度階級化的.只有具備足夠的社會資本,才能將"差異"轉化為"資本",不論是文化資本亦或商業資本,獲得"海歸"這種自由選擇的權利.但對於絕大多數受限於資源匱乏的新二代而言,他們的能動性,往往是在"被歧視"的痛苦下所激發出的"防禦性行動".許多人踏上"海航尋根"的旅程,其本質是對主流臺灣意識排斥性的一種心理逃離與自我救贖.他們無法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將母親的文化與自己的身份視為完整的,未受損的一部分,因此必須回到台灣意識下的"他者"的土地上尋求療癒與建構.換言之,這份看似積極的文化探索,它起點往往是主流社會的排他性所劃下的傷痕.臺灣社會以其僵固的國族觀與階級觀,逼迫這些孩子不得不透過跨國遷徙來修復破碎的自我.
兩岸婚姻子女在"地緣政治汙名"下的艱難處境,使他們必須在兩岸關係尖銳對抗的背景下,應對社會對其"愛錢貪財"或"受政治任務而來"代際轉移的刻板印象與質疑.為求生存與社會接納,他們不得不採取"認同多數"的生存策略: 淡化中國背景,謹慎"蒙混過關",並強調對臺灣的忠誠與認同.他們的身份協商,不僅是文化差異的調適,更是地緣政治陰影下,個人必須進行的政治效忠表態.兩岸的主題可以說最為清楚地揭示了國家意識與民粹主義對個體婚姻與子女認同的無情侵蝕.我們看到,對於中國配偶與她或他的婚姻子女的污名與猜疑,根源並非在於文化的親疏,而在"地緣政治與執政利益"為基調所確立的"敵我劃分".當兩岸關係緊張,這群人便自動成為民粹主義者隨意指責的箭靶,他們的婚姻與身份被政治化,被工具化,成了政策計算的牲品.作者雖然試圖為這些處境發聲,但明顯在論述的姿態上,必須極力迴避對臺灣社會反中民粹情緒的直接指責.這份極度的節制與理性,再度驗證了論述疆域的隱性控制: 在這個特定的國族議題上,任何企圖批判主流排他性意識形態的文字,似乎都必須接受一種"自我約束",否則便有被冠上"政治不正確"標籤,與被消失的可能.而這種對抗性的關係,使得批判者只能以一種高度理性的,含蓄的文本穿透,去點出這個社會的本相,這種情況下書寫者與被書寫者竟然一致無差異的同步面對,足見至少在面對與孑孓問題時,這個議題所具有的高度不可碰觸與談論特性.
作者在鉅細靡遺的梳理了國家政策,社會偏見,家庭衝突以及個體協商的層層困境之後,最終將議題導向了一個最為根本,也最具挑釁性的核心質問:"誰是臺灣人?".書末的結論,雖然提出了諸多理性且具備未來性的建議,包括從政策上走向更為深層的文化接納,到教育上建立更為平等的族群視野,這些看似正確,符合官方口吻的結論.但我以為這份質問本身,已然超越了政策建議的範疇,暗示意識形態的邊界與排他性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當作者提出"誰是臺灣人"時.其潛在的含義便是對這份排他性的國族框架進行質問:當前的族群定義方式,是否已然成為一種有問題的,排斥他者的,且充滿階級偏見的惡劣觀點?如果一個社會的國族認同,需要以犧牲一部分定居於此的家庭與子女的文化真實性,精神健全性為代價,那麼這個國族認同的基礎,就已然是怪誕且缺乏文明觀的.這就是像是把單一性別觀視為是一元化觀點,是狹隘的,但是將多元性別主義視為唯一的正確觀時,它究竟是真的多元觀點,還是一元觀點呢?.文本質問的重量,在於它迫使讀者去面對一個難以公開承認的實情,我們日常所標榜的"平等正義"與"多元包容"等價值,在面對特定議題時,居然會瞬間解體,作者的提問,是對這種偽善狀態的精準捕捉.
本書最令人感到有趣之處在於它隱藏卻又嚴明的指出國家政策與社會病態之間,一種"無人認錯,卻要人受苦"的惡性循環.以放大房間的同化觀來規範何為合意的多元.這種政策的病態性在於它並沒有真正解決歧視的根源,而是將文化差異與階級偏見"行政化",它用"制度善意"來掩蓋歧視的結構,讓新二代在"被幫助"的標籤下,承受身分被強制出櫃的壓力.讓長久以來所累積的"暗黑族群觀點"不斷持續運作,使得個體與家庭在互動中,以一種不自覺且毫不文明的方式,對新移民母親及其子女施加歧視與精神暴力.這種政策與社會的病態共振,最終導致了荒誕的現實:政策有病,社會有病,但最終承受後果,必須犧牲自我來適應的,卻是那些跨國婚姻的個體與他們無辜的子女.他們必須透過"文化隱藏","公開政治效忠"等方式,來為這個病態的社會系統買單.他們的痛苦,是社會病灶的體現,而非他們個人融入困難的證明.而在這個主題上要將這種"政策有病,人民吃藥"的狀態,以一種直白,理性的語氣寫入書中,是極其困難的,因為論述者所面臨的論述邊界與隱性控制的壓力根源,居然與跨國婚姻及其子女面對的問題是同源的.
總結而言,這本書不僅揭示了"新二代"的困境,更在於它以一種高度理性的姿態,迫使我們去正視那個在"多元"表象下,始終以同化觀為基調的國族意識.當我們讀完這本書,並理解它背後那層無法痛快言說的論述困境時,便會油然生出一種複雜的理解:在打破那道無形的種族與階級排序之前,任何對於"多元文化"的擁抱,都不過是社會在面對自身的病灶時,所吞下的一顆權宜的安慰劑,實際的問題還遠遠未能獲得解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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