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醬油的汗牛馬

論巴勒斯坦：薩依德闡述巴勒斯坦和以巴衝突的經典(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Edward W. Said)

                    薩依德的"論巴勒斯坦"雖被歸類在歷史書,但它更像是一份關於被看見的權利的辯護狀.作者想提出關於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間的問題不僅是領土的爭奪,更是一場在認識論層次上,關於誰擁有歷史,誰代表文明的殘酷角力.薩依德在書中佈下了一張綿密的敘述網,捕捉了西方與猶太復國主義如何聯手,將一個活生生的民族轉化為歷史的幽靈.

                    這本書成於1979年,距今超過45年,不過書中所述許多看法與真相是直到今日才為外界人深刻體會,並反轉自身長期以來被灌輸的刻板認識.台灣在這之前,應該有大比例的人認為以色列是個強大自強的小國,而巴勒斯坦只是一群暴民,恐怖份子組合的既定認識,只不過這種認識的反轉並非來自閱讀,而是來自於諸多血腥的人命代價.簡單說,這本書最終想表達的是:巴勒斯坦人存在但長期被忽視與抹除在西方視野中,作者提出巴勒斯坦人關於民族自決的看法,與大衛營協定之後的失望,希望巴勒斯坦未來能做為一個民族國家載它的原生地繼續生存下去.這本書有它穿越性的看法,但也因為成書甚早,哈瑪斯當時還不存在,有關的論述與後來的歷史走向相較,多少顯出不合時宜的天真性與局限性,這是必須先行理解的.

                    對作者來說,猶太復國主義在巴勒斯坦的登陸,並非單純的移民活動,而是試圖建立一種東西文化對抗的觀點.在這種觀點下,西方現代文明被視為優越的,理性的,進步的光明象徵,而東方則被貶抑為黑暗,無知,狹隘與落後的代名詞.當然明顯的,這是他"東方主義"觀點的延續,在薩依德的筆下,這種二元對立並非抽象理論,而是具體政治工具.猶太復國主義者非常聰明的將自己定位為西方的代表,而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定位為東方的代表.在這場關於土地的競奪中,結論似乎在前提設定好時就已註定: 這塊土地當然應該由代表西方文明的猶太人來帶領,而非東方的阿拉伯人,在本質上就被視為"不合適"在這塊領地生活並行使主權. 

                   薩依德在書中引用了以色列第一任總統魏茨曼(Chaim Weizmann)寫給英國外相貝爾福(Arthur James Balfour)的信,魏茨曼在信中極力將猶太復國主義者描繪為理解文明價值的歐洲人,是英國在東方的天然盟友.相對的,他筆下的阿拉伯人則是"表面聰明但本質奸詐","只崇拜權力","落後時代至少四個世紀"的群體.這種敘事策略揭示了一種認識論上的暴力.這是一種根本性的"抹除思想".它不需要動用槍砲,僅憑藉著將對方定義為非文明,就足以在道德和政治上判處對方死刑.西方世界之所以能接受這種邏輯,是因為它深深契合了薩依德在"東方主義"中所批判的結構:西方習慣於將東方視為需要被管理,被教化,甚至被拯救的對象,而猶太復國主義者正扮演拯救者的角色,踏上了巴勒斯坦的土地.

                   如果說文化對抗是戰略,那麼詮釋就是戰術.讓在於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消失在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詮釋中,就是以色列與西方媒體長期的作為.但薩依德指出巴勒斯坦人存在於當地的事實是頑強的: 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巴勒斯坦人就在那裡.這是一個物理事實.根據英國1922年的人口普查,巴勒斯坦有約75萬居民,其中絕大多數是穆斯林和基督徒阿拉伯人.他們耕作,經商,建立村莊與城市,擁有自己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認同.然而,在猶太復國主義與西方的視角下,這個"存在"被一套強大的"詮釋"系統給覆蓋,扭曲,最終抹去.薩依德指出西方這種詮釋的力量在於它能將這片土地描述為荒廢的,被忽視的.著名的口號"給無地之人一塊無人之地"(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正是這種詮釋的極致表現.這並不是說猶太復國主義者眼睛瞎了,看不到那裡有人,而是說在他們的價值體系中,這些原住民不具備構成人民的資格.

                   顯然西方的這種詮釋造成了非西方的阿拉伯人是不合適在這塊領地生活的印象,如果再加上長年頻繁出現巴勒斯坦自殺炸彈客,暴徒這樣新聞,更能在閱聽者身上創造一種刻板認識.這正是薩依德所謂的"回歸"與"重建"敘事的陰暗面.當猶太復國主義者宣稱他們是在修復這片土地時,潛台詞便是: 之前的居住者破壞了,或者至少是浪費了這片土地.因此,猶太人的到來不是侵略,而是讓土地重獲新生.在這種宏大的文明敘事中,巴勒斯坦原住民的生活現實變成了背景噪音,變成了風景中的雜草,是可以被忽略,甚至為了更高級的文明目的必須被移除的障礙.

                   薩依德文本重心在於揭示猶太復國主義如何獨特結合了兩股強大的力量:宗教神話與世俗殖民.與世俗殖民行動結合的是猶太人自認為上帝應許之地的所有者這種概念.薩依德分析猶太復國主義一方面繼承了19世紀歐洲的世俗殖民主義實踐,那就是強者有權利開發落後地區,優勢文明有責任教化劣勢種族.另一方面它又挾帶著古老的宗教彌賽亞情結.這賦予了以色列一種超乎尋常的權利感.常見的歐洲殖民者可能只是為了資源或戰略而來,他們清楚自己是外來者.但猶太復國主義者認為自己是在"回家".這種上帝應許的宗教外衣為世俗的殖民掠奪提供了一層神聖的防護罩.它使得受聖經影響的西方世界很容易在情感上共鳴,接受這種抹除原住民的行為,甚至將他們視為歷史正義的實現或預言的應驗.正如"貝爾福宣言"所展示的,英國政府在承諾將巴勒斯坦建立為猶太民族家園時,完全無視了當時佔人口絕大多數的阿拉伯居民的政治權利,為非猶太社群,只配享有有限的公民權利.這種權力結構的不對稱,從一開始就被寫入了國際政治的基因碼中.

                  如果說處理觀念與認識論只是一個開端,薩依德接著將鏡頭反轉,不再從勝利者的角度看歷史,而是強迫讀者去凝視那些被歷史車輪碾過的受害者.這裡先出現了一個有趣的陳述,就是作者指出所謂的應許之地歷史真相的荒唐: 一個兩千年前只存在了六十年的猶太人國家,一群過去千年以來常居歐洲,而現在移入巴勒斯坦的外來者.接著他花費了大量筆墨論證猶太復國主義並非憑空而生的運動,而是歐洲帝國主義思想的嫡系繼承者,一群主張開化文明者對未開化,心智落後,猥瑣黑暗的人進行未來命運規劃的合理性展演.這種心態在書中被稱為猶太復國主義與歐洲帝國主義的"認識論勾結".這種勾結不僅僅是軍事上的佔領,更是一種知識與道德上的降維打擊.薩依德引用了"丹尼爾.德隆達"(Daniel Deronda)這部小說作為文化案例,展示了早在以色列建國前,歐洲文化精英就已經在想像中將巴勒斯坦清空,並將它視為是猶太人實現道德救贖的舞台,而完全無視那裡實際存在的阿拉伯人.這種無視並非偶然,而是基於一種深刻的種族主義等級觀.薩依德指出,猶太復國主義者在看向巴勒斯坦時,戴著的是一副"帝國主義的眼鏡".他們看到的不是一個人類社會,而是一片等待被拯救的荒廢之地.我以為理由只有一個,就是猶太人自認是高度文明的上帝指派者,而那裡的原住民是一群毫無人類意識自覺的虛無者.

                 書中引用了多位英國殖民官員和探險家的言論,這些言論後來被猶太復國主義者全盤接收.例如有人描述阿拉伯人為"除了非常罕見的狀況... 缺乏心智上的進取心... 是他們的精神特徵".這種將原住民"非人"(dehumanization)或物化的過程,正是後續進行物理驅逐的心理基礎.因為如果你不認為對方是擁有完整權利與情感的人,那麼將他們從土地上移走,就像是清理花園裡的雜草一樣,不涉及道德問題.要消滅巴勒斯坦上的阿拉伯人除了宣傳與驅逐外,針對仍留在當地的人,有計劃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此施行有效的科學化進佔治理,薩依德在書中引用了魏茨曼的名言"再添一畝地,再添一隻羊",這句話背後代表的是猶太復國主義不只作為一個願景,更是一個注重細節的紀律戰略戰術,這場戰爭在1948年爆發之前,早就透過土地規劃,產業移置,教育創生等科學化手段開打了.從偷偷的排擠到明顯的武力排除在地原住民,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長期緩進排除手段,猶太國家基金土地部門負責人魏茨(Joseph Weitz)早在 1940 年就冷靜地寫道"除將阿拉伯人從這裡移轉到鄰近國家之外,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達成,得將他們全數移轉,....我們絕對不能遺漏任何一個村莊,任何一個部落.... 沒有別的出路了.".這段文字證明了轉移,驅逐等手段並非戰爭的意外後果,而是猶太復國主義實現目標的內在邏輯必然.為了建立一個純粹的猶太國家,原住民必須消失.

                 更令人絕望的是雙方在"制度化"能力上的巨大落差.當地人的原住民阿拉伯人無從自我統治制度化,因此無法對抗.這正是薩依德眼中的悲劇關鍵.當巴勒斯坦人還停留在我們住在這,這就是我們的地這種傳統,自然的權利觀念時,猶太復國主義者已經成立了"猶太國家基金","猶太殖民信託"等現代化機構.這些機構以企業化,軍事化的方式,有系統的收購土地,建立排他性的定居點,規劃基礎設施.薩依德寫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總是以普遍原則反對普遍政策.他們說,猶太復國主義是外來的殖民主義.他們那時不懂,他們正在面對一個注重細節的紀律.".這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一方擁有現代國家的所有雛形與西方支持的資本,技術.另一方則是鬆散的,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果正如我們所見,原住民不是移居,就是自我放逐消失,或者委屈於猶太統治下過著卑微生活.

                 從而我們見識到了雙方力量兩個層面上的不對稱.一種是思想上的不對稱,一方擁有西方文明與上帝應許的雙重加持,掌握了定義進步與正義的話語權.另一方則被貶低為落後,黑暗,不存在,在國際輿論中失去了發聲的資格.另外一種則是行動上的不對稱,一方擁有現代化,科學化,制度化的殖民機器,能夠精確的重塑地景與人口結構.另一方則是缺乏現代政治機構保護的在地居民,只能在被動中承受命運的碾壓.這兩者的結合,最終導致了巴勒斯坦人的大災難.他們不僅失去了土地,更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失去了歷史的主體性.猶太復國主義的成功,建立在將巴勒斯坦人非人化的基礎上.此書敘述的目的正是要逆轉這個過程,透過書寫將巴勒斯坦人從恐怖分子或難民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來,還原為有歷史,有情感,有權利的人.

                  既然這是一場關於存在的鬥爭,只要巴勒斯坦人拒絕消失,拒絕遺忘,這場關於正義的辯論就不會結束,所以他們需要主動出聲說出對自己身份的主張,並開展自我身份追求的行動,這就是開動民族自決的道路.在1967年六日戰爭爆發之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認同確實呈現出一種破碎而複雜的樣貌,當時巴勒斯坦人被撕裂為三大群體,在政治力量,生存樣態與自我觀念上各有不同,難以形成統一的政治意志,這三大族群分別是遺民,被佔領者,與流亡者.遺民是指留在1948年以色列境內的原阿拉伯居民,他們在名義上是公民,但在一個將他們視為異類的國家中,他們必須壓抑民族的忠誠,以換取生存的空間,他們的身份被法律和政治現實深深地割裂.被佔領者則是那些居住在西岸與加薩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在六日戰爭前分別受約旦與埃及的統治,他們雖然仍居於原地,但他們的命運被周邊阿拉伯國家代理,缺乏發言權與自治的政治制度.至於流亡者則分散在黎巴嫩,約旦等國的難民,他們是猶太復國後最直接的戰禍承受者,他們充滿了失根的痛苦與返鄉的渴望,政治能量主要在難民營中流動,尚未整合為有效的國際力量.這三股力量各有所求,各自分散.但六日戰爭這場戰役成了激起巴勒斯坦人意識的關鍵催化劑,當埃及,敘利亞和約旦軍隊被以色列迅速擊潰時,慘敗徹底粉碎了巴勒斯坦人對泛阿拉伯主義的最後幻想,巴勒斯坦人痛苦的意識到他們的自由不會來自埃及的納瑟或約旦的國王,而必須來自他們自己.於是這種政治上的覺醒,推動了以阿拉法特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組"(巴解,PLO)走向歷史舞台,巴解成了新民族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力量與組織體系.

                巴解的崛起標誌著巴勒斯坦民族運動的主體化,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從可憐的難民轉變為堅韌的抵抗者,他們不再等待救世主,而是主動以武力,政治和文化活動來對抗以色列的佔領.我們從薩依德的敘事可以看出巴解在他眼中是個重要的組織,即使巴解的形象在當時所代表普遍意義是"恐怖份子","暴力集團",但是薩依德明顯的選擇性的擱置這個形象,而強調它在民族凝聚力上的功能作用,所以他強調巴解的重要性不在於軍事力量,而在於它為流亡和分散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了一個"國家框架",透過建立教育,醫療,文化與社會機構,巴解實質上成為一個流亡中的國家,將分散的群體連接起來,將流亡的痛苦昇華為政治的意志.這種說法充滿了對於現實的妥協,與天真性,雖然在後來薩依德會再因為時勢的變化而批評巴解的暴力,但在寫作此書,他更看重的是它的民族作用角色.

                 即使如巴解的作用與角色如作者所述,但巴勒斯坦在成書的當時仍是格受爭議的主體,未獲承認的合法性.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外部權力對它合法性的持續否定,作者以為可以從三方面來看,首先是來自政治的限定.儘管巴解已經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但美國和以色列等西方強權始終將巴勒斯坦的民族自決權視為一個有待驗證的問題,西方認為他們的權利必須符合以色列的安全標準.其次是來自阿拉伯世界的代理.薩依德批判阿拉伯國家更願意將巴勒斯坦作為其區域政治的籌碼或工具,而非一個獨立的,具備完整主權的民族實體.最後是來自西方社會知識與良知的喪失.薩依德將這個爭議的責任歸結於西方社會的集體良知失敗,指責他們對待巴勒斯坦問題的選擇性失明,使得一個被殖民,被剝奪的民族,即使已經完成了文化與政治上的自我解放,但巴勒斯坦的存在和權利在世界上仍然是一個尚未解決的道德難題.

                 外部權利否定,與國際現實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大衛協定後所呈現對待巴勒斯坦問題態度.在1970年代那個特定的時空背景下,美國的第一選擇目標無疑是石油的穩定供應.為了確保能源通道的暢通,美國的外交姿態展現出一種令人戰慄的實用主義.薩依德在書中尖銳地指出,美國為了維持這種穩定,寧可與那些阿拉伯國家獨裁酋長,領袖親近.這是一種赤裸裸的道德交換.只要這些政權能夠保證石油源源不斷地流向西方,美國便願意對中東國家內部的專制統治視而不見,這導致了一個殘酷的結果,美國選擇性的忽略當地廣大的人民所遭遇的困境.

                 這種政策在薩依德看來,不僅是偽善的,更是危險的.美國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連結建立在統治者而非人民之上,這種忽視人民苦難,只在乎資源掠奪的帝國心態,在中東社會埋下了深刻的反美種子,在薩依德對伊朗革命爆發的分析中,便能看到這種政策反噬的預言.然而這種基於利益的冷酷算計中,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看似矛盾的例外.那就是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堅定支持,是少數能與美國中東利益大約放在天秤上對等的考量.照理說為了討好擁有石油的阿拉伯國家,美國應該在以色列問題上保持距離.但事實恰恰相反,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具有一種超越經濟利益的絕對性.薩依德在文中分析,這種支持源於多重因素的疊加,首先在冷戰思維下,以色列被視為美國在中東最可靠的反共堡壘與軍事盟友,是一個穩定的,不會被推翻的民主政體,其次,也最引人遐思的是美國國內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傾斜,強大的親以色列遊說團,以及西方社會對大屠殺的歷史負疚感與文化認同,使得支持以色列成為美國政治中的道德正確.因此薩依德眼中的美國中東政策,其實是一場高難度的走鋼絲表演,如何既維持與阿拉伯獨裁者的友好關係,又堅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這兩個看似衝突的目標.在1978年的"大衛營協議"中找到了完美的,卻也是最殘酷的結合點.美國成功的透過外交手段,讓這兩者在犧牲第三者巴勒斯坦的前提下達成了和解.

                  美國總統卡特曾於1977年初一度展現出尋求中東全面和解的意願,這一努力的頂峰是發表的"美蘇聯合聲明"呼籲重啟日內瓦和平會議,其中並提及和平方案必須確保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利,這是一個稍縱即逝的希望時刻.如果這個方向持續下去,蘇聯將參與調解,巴解組織可能獲得承認,一個包含所有衝突方的多邊和平機制或許就能建立.然而,這個希望卻迅速破滅了.因為這種聲明觸動了兩條紅線,一條是冷戰邏輯,它可能讓蘇聯重返中東外交舞台,這是某些美國戰略家,如布里辛斯基等無法容忍的.另一條則是對巴解的恐懼."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利"這一措辭讓以色列感到恐慌,因為這意味著必須與被其視為恐怖組織的巴解談判.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埃及總統沙達特於11月做出了那個震驚世界的舉動,他親自訪問耶路撒冷.薩依德認為這就是一場"攔胡".沙達特的單獨行動給了美國一個絕佳的機會,順水推舟將外交重心從"日內瓦多邊會議"轉向了埃及與以色列間個別協議.作者認為這個轉向對於巴勒斯坦來說是災難性的,一方面它瓦解了阿拉伯陣線,埃及是當時阿拉伯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當埃及退出戰線,阿拉伯世界對抗以色列的籌碼瞬間歸零.另一方面這種轉向也孤立了巴勒斯坦,因為失去了埃及的掩護,巴勒斯坦人和剩餘的阿拉伯國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以至於巴勒斯坦立足於泛阿拉伯聯盟上的民族自決不可能被實踐.而後來以巴簽署的大衛營協定中關於西岸和加薩巴勒斯坦人的"自治"計畫,在薩依德看來是一種完全的欺騙,他犀利地指出這個"自治"根本不是人們理解的"自我治理",這個自治計畫是對人而不對地,它只給予巴勒斯坦居民某種行政上的管理權,但土地,水源,安全和定居點的控制權仍牢牢掌握在以色列手中.這個自治也是一種永久性的過渡,這個所謂的過渡期安排,實際上是為了無限期推遲巴勒斯坦的主權訴求.因此薩依德將大衛營協議斥為外交上的騙局,不僅沒有結束佔領，反而將佔領合法化,制度化了,試圖將巴勒斯坦人關進一個個被以色列軍隊和定居點包圍的隔離地帶,讓他們在這種虛假的自治中慢慢窒息,最終忘記自己的民族夢想.

                面對大衛營協議帶來的灰暗前景,薩依德並沒有陷入絕望,而是開始構思一種超越當下困局的可能性.本書末附上了他後來提出的一國方案,從今天的角度看此案多少顯得相當天真,但也能顯出他真實的民族願望.薩依德的一國方案是一種世俗,民主,共享的願景.他呼籲建立一個不分種族,宗教,所有公民享有完全平等權利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裡,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不再是佔領者與被佔領者的關係,而是共同的公民.這與以色列唯猶太人唯一公民的一國方案是大不相同.薩依德之所以提出這個願景,是因為他看透了像大衛營協議這樣的和平進程,本質上只是強者對弱者的重新安排.只要猶太復國主義堅持排他性的民族國家定義,只要巴勒斯坦人被要求承認一個建立在他們被驅逐基礎上的國家合法性,真正的和平就永遠不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