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精神：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永續藍圖(The Spirit of Green: The Economics of Collisions and Contagions in a Crowded World,William Nordhaus)
前一次看的Nordhaus的作品是氣候賭局(The Climate Casino),談的是全球暖化,這一本"The Spirit of Green"則進一步的談更多關於個人行為對地球環境,氣候變遷所引發廣泛的外部性問題,與如何將解決這些問題的想法與方式融入於政治,社會,與個人生活中:即綠色精神.
在此將著名的"電車問題"修該一下:一輛失控的列車在軌道上行駛,軌道的遠處有一大群年輕人貌似正在嬉戲.你站在可改變列車走向轉轍器操縱桿旁,如果拉動此桿,列車將切換到另一條軌道上,而這條軌道上有座山洞隧道,裏頭看來空空如也,於是你以為拉動操縱桿便能救許多人(原來的電車問題是軌道上被綁著五個人,另一條軌道上綁著一個人,你要不要拉桿換道,以一人之死救五個人?).按照前述這個現況,當然是拉桿讓車換道.但我沒說的是,隧道深處中其實有很多老弱病殘的人正在緩緩前行,而經過長距離隧道後這條軌道的末端其實仍與原軌道交會,只是交會處被人群遮住看不見,那些老弱病殘正是沿著隧道要去與年輕人匯聚.
原來的電車問題,以一換五,是在問道德與功利之擇,道德主義者不會拉桿,是基於道德義務上人絕對不可殺人,即使可因此救五人.而選擇拉桿以一換五則屬於功利主義反射,追求多數人的最大效益,死一人比死五人對社會效益大.這個電車問題後來有許多不同的版本,主要是對可能不同狀態的討論,我的版本看來有點無厘頭,其實它正是我們現在經歷的事情,選擇拉桿就是"與病毒共存",不拉桿就是"清零政策".清零政策的核心存在著高度的道德性,但它的成本極高,於是便有人認為不值得為了追求完全的道德性而犧牲全部人,可以稍微放寬道德高度,畢竟隧道看似空無一人,效益至少比讓它繼續按此軌繼續前行好,便拉下了轉轍桿.但拉桿後的結果是,從外面看不到有許多老弱病殘被撞死了,也許只能從山洞傳來一些慘叫聲,而如果這些老病落殘者的屍身不能阻止車輛繼續向前,它最終依然會在兩軌交會處撞進正在嬉戲的年輕人群中.
沒辦法,如果一定要用功利主義看事情,人命就成了電車例子裡的狀態,變成計算數目與金錢.因此,採取與病毒共存並沒有甚麼好驕傲整天宣告生活如常,嬉戲遊樂,其實只是有人死在隧道裡,你沒有看到而已.這些死亡數便是為了解救可能的企業倒閉,人們失業,許多家庭經濟存續所付出的成本,這就是功利主義,追求效益的選擇.還是得再說"沒辦法",如果只能二選一,兩者就互為機會成本,經濟學果然這樣殘酷呢!可病毒不該原是醫學問題嗎????那便是當前人類的困境,以現有的醫學知識尚不能完全的掌控這未知的病毒及其變種,許多人甚至連解救用藥的機會都沒有就死了.而有效的共存尚需在完全準備好面對與病毒共存前的一切工作才能有所成效,如果只是無準備的隨意的宣告共存,那必是一場災難.但更糟也許是如果醫學對病毒還是無法有所前進克服,它殺完了老弱病殘,病毒依舊會再次殺向大眾,也就是除非消滅病毒或讓它成為輕度流感型態,否則一旦強力變種出現仍有可能要再度清零.但是防疫怎麼變成了為了不讓年度GDP成長由3.5%,降為1.5%,就要讓1萬人去死?這是經濟學吧?!不,"The Economics of Collisions and Contagions in a Crowded World",本書的副標已經說明了流行疫病確實可能有關經濟學,因為世界已經太擁擠,多數個人不可能遺世獨立,完全的道德主義越來越不可能直線,因為不可能為了相比之下少數老弱病者而讓全球人陷入蕭條受苦,功利主義這選擇終究不得已需納入流行疫病政策中,這些探索全球氣候,環境,流行疫病與經濟之間關聯議題就是本書"The Spirit of Green"的主題.
綠色經濟學就是有關環境,汙染,氣候變遷,流行疫病,與外部性的分析與處理的經濟學,是經濟學一個新的分支,強調受人類影響非市場體系裡的行為.有關氣候變遷,污染防治,處理流行疫病等等都屬於這樣的領域,這些問題私人可能基於沒有利益不願處理,且它們通常都屬於國家政府層級甚至是協調全球各國處理,市場無法無意願解決的問題,主要是涉及公共財的建立,與政策,公共財政策執行.這門分支發展前沿現在已經結合了政府與市場的角色,利用市場功能來協助公共財,公共政策的施行,同時,解決了原先市場機制不願與無法處理的市場失靈問題,而以上這些關於環境,氣候,生物生存都涉及到一個重要觀念,就是永續生存,包括人類與人相伴維生的其他生物,與物種.永續生存是綠色經濟學的終極目標,為了永續因此有一些"東西"是不能像消費財一樣是能被替代的,不吃米可以吃麵,但是沒有新鮮乾淨的空氣與水,你找不到替代品,這些是永續構成的必要條件,所以必須維持,簡單說就是傳統的經濟學中只以經濟財為關注的焦點,而綠色經濟學裡會納入非經濟財的考量,為了綠色經濟學所專注的永續生存,它必須達成三目標,物種生存,避免氣候暖化,維持讓未來的人擁有與今日的人相等的消費能力.即薩克斯(Jeferey Sachs)所說"人類仍然處於一個極度分裂而不公平的社會,不斷與大自然衝撞,與彼此衝撞.然而,我們有成功的工具:那就是終結貧窮,並結合社會包容性和環境安全.我們生存最根本的特質,是我們對於做對的事有一份共同的道德衝動:保護彼此,保護自然,免於人類的貪婪,科學知識的缺乏,以及道德的淪喪和怠忽".
維持當前物種生存,避免氣候暖化,維持讓未來的人擁有與今日的人相等的消費能力的生活這三目標是綠色經濟裡相對白話卻重要的觀點,對於綠色經濟學而言,除了與傳統經濟學一樣會主張要滿足效率需求外,它更重要的一點是主張將公平納入其中,這裡的公平有三面向,世代公平,環境公平,與物種公平,將這三公平轉成最直白的來說:就是讓當前生活在地球上的物種在未來都能持續享有相同的環境狀態,與經濟生活水準,也就是用續生存的實際意涵.而這三目標與解決流行疫病問題所面對的狀態是一樣的,我們希望能消滅病毒,或剪除病毒讓人類陷入長期大災難,我們同樣希望維持環境狀態,不在讓室溫效應增加,空汙擴張,但是要做到怎樣的程度也確實同步需考量.封城是有代價的,同時要讓地球溫度不再上升也是有代價的,這些代價就是維持我們當前消費能力的經濟水準有可能下降,或者大幅下降.躲掉了疫病與暖化的苦,卻可能陷入經濟的苦中,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綠色經濟主張不是絕對的唯環境論,它沒說的潛台詞就是持續至少保持"當前"地球的生存環境與經濟水準直到未來的永遠.就現實主義與效益觀點看,要讓疫病完全滅絕,或要讓地球溫度絕不上升那怕0.1度,除了技術面的困難外,還有全球經濟面的不可行,或者要付出極高的經濟代價,而這是許多人不可能接受的,也是現實裡實施不了的,因此包含公平,強調道德性之外,綠色經濟學確實隱含著功利主義,如同以一換五的電車問題.而要發展一門隱含功利主義的經濟學門支,光講文字是不夠的,便有如本書作者Nordhaus利用了傳統GDP計算的方式,發展出了綠色產出(Green Output)會計,將GDP減去過去被過高估的投資折舊得出一個國民生產淨值NNP(Net National Product),再以NNP減去(汙染價格*汙染量),便能得一個綠色NNP,這個新的NNP便是衡量了加計生產外部性成本後所得的真實GDP,其後不論是計算暖化溫度影響,氣候變遷,空氣汙染,移居南極,甚至火星效益都能透過綠色NNP的計算找到一個相對的平衡數據,儘管這套會計帳仍是粗略在發展中,但已經能提供做為試算的基礎,並逐步的建立綠色經濟學的內容.
雖然綠色經濟可能可以建模,卻不代表它在現實中可實現,至少它不會自動出現,上面已經說了非經濟財的供給只有政府有意願,私人不可能自動出錢.再加上追求未來良善社會與自然環境無法與某特定個人追求幸福需求一致.個人追求幸福過程中的行為有一些特別的心理暗示在指導著,使得人們對於限制汙染,防止氣候暖化,解決交通壅塞等公共政策與建設需要有行為心理上的逆反,與無視,這在行為經濟學中曾經被找出來當成範例,而這些心理逆反包括了人們重視當下的享受效益更甚於未來的享受,所以對於未來才有高報酬的投資事務給予較高的折現率,使得從當下看這項投資的收益不如當下的成本,因此會被個人認為不值得付出代價來進行投資,或認為當下付出的成本過高而傾向於將前先拿去給眼下看得到好處的短期投資,因此就個人立場要為看不到或自己享受不到的未來買單幾乎是不可能的,起碼不會主動,此時就需要有強制力的機構與力量:那就是政府與政治力,由政府計算需要與制定規範讓民眾照章執行,且同時讓民眾理解投資項目的生命週期與其執行困境的細節與目標,讓多數的個體能理解環境改善投資項目的未來可能報酬型態.而規範導引個體行為則分兩種型態,一種是對於嚴格限制的事務施以處罰,目的是限制,但光是限制不足以讓所有的污染與廢棄物等減少,且有可能妨害的經濟的需要,而政策處罰的目的不是為了禁絕生產,而是要防範負面外部性的持續擴張,因此另一種方式就是透過市場的力量,將個人經濟活動中的外溢成本給內部化,對於個體收取特定行為得規費,如排碳,二氧化硫,空汙,等都可藉收取碳稅,買進排放權等手段導引與強制企業來為外部性買單,如此不但限制了個體負面外部性的行為,且有機會達到綠色經濟體的最適產量,不是少到妨害生產發展或是多到造成汙染擴大,而是在前面所說的維持當前物種生存,避免氣候暖化,維持讓未來的人擁有與今日的人相等的消費能力的生活這三目標下的產量產能.當然政府的手段目標是在市場失靈提供一條可行之路,不過除了強制的行政力,還能透過保護財產權的方式,讓企業與個人明白自身在可究責的個案中加害者的責任,可以讓它們對於受害者施以直接賠償,或是根據寇斯定理設定"汙染權"的買賣來輔助處理這些負面外部性的擴張問題.
政策的好處如上,但政治本身卻是複雜的,政治是個人偏好的總和,但是將負面外部性的責任透過罰則,規費,稅責的方式分攤出去時,卻有一個更大的隱藏問題,就是權利與義務個體的不適配,根據奧爾森(Mancur Olson)的集體行動理論,少數人才有可能組織起來要求它們共同的利益,但是人數多時,卻沒有共同的誘因組織動員,取得足夠的代表性,因此在政治上這種碳稅,汙染權,排放權買賣往往只有受益最大者願與政治合作,但他們由許多小的個體組成,而少數需負責任的企業反而容易聯合起來共同對抗,或許則用金錢收買政治力,因此雖然解決外部性問題的力量在政府,但實際上在美國,它仍是在政治力量之外,這是現況.儘管如此,Nordhaus依舊提出了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在溫室氣體零排放,以潔淨,可再生與零排放能源,滿足100%美國電力需求,在技術可行下,進一切能,消除污染與溫室氣體排放,以市場方法作為環境政策討論的相關工具,並設立國際聯盟以達成國際協調政策的必要性,提升綠色政策有關公平與平等的部分.
經過了政治與政策納入了個人行為外部性的處理與規範,將逐步的形成一種由綠色經濟所構築的綠色社會與綠色產業,金融環境,最終於底層形成了包括世界與個人的綠色倫理道德觀.而這一切作者稱之為全賴個人執行不後悔政策(no-regrets Police)來完成.所謂的不後悔政策指在不受規範的外部性下,一個人足跡的減少對於它自己的傷害影響其實不大,但卻能大幅的影響對他人造成的傷害,也就是說採取微幅的減少行為的外溢效果,對於個人其實沒有太多遺憾,卻能創造群體較大的正面影響力.因此將考量負面的外溢效果制裁或成本納入利潤的考量,如此修正性的價格,與利潤可以改變公司的行為,比如納入高碳價後所發出的營運虧損訊號,會讓燃煤電廠關門,不知不覺中指導著往風電,太陽能電,或核電轉進,升級,創新.而納入空汙,汙水,交通擁塞等稅收後,除了可以改善環境與社回會運作效率外,還能有效的為公共財籌措財源,而納入綠色思維下,除了產品,環境外,生產來料與生產技術都必須納入綠色精神,如綠色化學物,綠色能源產業,綠色運輸方式,都要在科技上引發新的創新,但綠色的創新具有雙重外部性,使得私人報酬遠遠低於社會報酬,這會降低私人創新的意願,因此最好做到讓外部性絕對的內部化,這樣才能引導市場行為的走向與選擇,而更進一步的這也涉及企業的道德選擇,在追求絕對的利潤與考量處理外部性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這便是企業對於社會與環境的責任: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ESG,enviromental,social,coporate governance),能在三者的追求間達到一個雙贏的結果:追求開明的利潤最大化(enlightened profit maximization),且避免短期性的追求.
從開始的道德與效率間的權衡思維,我們知道本書作者不是絕對的環境主義者,排斥一切的工業發展.不過他對於完全不在意環境汙染"棕色"思維的業者卻也毫不手軟的批評.雖然他引入了類似以一換五的功利主義架構,卻也與自由主義在環境,排汙,氣候暖化等主張有距離上的差異,畢竟比起單純的利用所有權,產權發展以稅制汙,或透過外部性內部化的作法來減少過度生產等作法外, Nordhaus在永續生存的基礎上還是較為堅持的,與芝加哥學派之人依舊有所不同,這是道德高於效率之處.從國際上的問題,到美國的現況,此書都有不少內容,值得花一點時間看看立論的細節.此外在本書在美國處理COVID-19上所暴露的問題包括疫苗,篩檢,態度,政策的批評與疑惑,對交通擁塞問題的解決,燃煤電廠與其替代物問題的觀點與建議,恰好都在我國有相同困境狀態的呈現,這種巧合應該也不能算是偶然的,必然有可觀可思之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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