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最近某雜誌對15~17歲的青少年做了個調查統計,其中一項很有趣,有四成青少年不願上前線作戰. 這是一種社會解放表現,很正常,且將越來越正常,那種訴求集體主義,要個人犧牲奉獻的思維,慢慢都將從我們生活中褪去,會就此議題感到失落,非統治階層莫屬,因為,他們將很難再用各種方法脅迫或導引人們去執行特定行為或思想來謀利,而要達到這種狀況,有一個前提,是人們有自覺的需要對此反對,自覺多數來自比較,比較則來自開放社會,是以封閉禁錮的專制社會,就是集體主義統治階級的根本武器,禁錮有兩種,一是暴力,一是催眠.
說實話,要不是Tazze有六六折的限時書單,單憑以閱讀喜好,自己很難會主動下單買這本.看完後覺得比想像好很多,有些驚豔,不管作者是否特意閃避立場傾向問題,這書能寫的不政治,不吶喊,很不容易呀.
書名很清楚,龍在雪域,龍指中國,雪域即西藏.談的是共產黨奪取政權成功後,如何將西藏納入版圖直到今日的歷史過程與社會演變,號稱是西藏的現代通史,不過,一般人關心的還是獨立的問題.
書封底的推薦人: "大多數討論西藏的著作不是偏向西藏就是偏向中國,作者秉持客觀的態度,深入探究中國政策背後的理由.讓讀者知道西藏的悲劇不是中國精心的計畫,也不是印度與美國的陰謀,而是各種利益與算計交織的後果" , 寫作當然難以客觀,作者也有隱而不諱的政治立場,就事論事,本書有幾個特點,就是評論不多,經常留白;對事件的描述採多方說法,也不會刻意導引往特定的立場找論據,是以會被認為的客觀是在手法上,至於作者身為西藏人,對於獨立的主張,或對共產黨的譴責,其實是很明白的.
這一個場景.1951年7月,在藏南錯模,達賴與噶廈正等待中方代表張經武的來到準備一同回拉薩,此時西藏代表阿沛已在北京與中國簽訂了十七條協議,事實上,達賴與噶廈卻不樂意接受此協議,只是礙於無從選擇,若不接受,就只能選擇流亡,當時的噶廈官員有的主張出走,有的則贊成協議,雖然噶廈開會的結論是回拉薩,但最後取決的卻是神諭.
一個碗中放著兩顆糌粑,一個糌粑裡包著紙條寫著回拉薩,另一顆則包著不該回去的紙條,這個碗在吉祥天女的神像面前被搖動,其中一顆糌粑掉出來,打開一看,是回去拉薩的紙條.這就決定了命運,而這種為政取決神諭的方式,在書中出現多次,雖然當時回了拉薩,但八年後的1959年,達賴還是出走了,這次當然又用上了神諭,其他場景上,如班禪仁波切被共黨批鬥指為罪名的解夢,都與神諭等被視為是封建遺毒,如果不是這種描寫,大多數的人應該不清楚這個政教合一的體制,到底是怎麼決策運作的.
背後的場景是,當那顆糌粑被打開後,有兩位噶廈官員索康夏卜拜與赤江懷疑另一顆糌粑中其實藏著一樣的紙條,因此他們倆把另一顆糌粑也打開了,結果證明這次並沒有造假.當然,以前有沒有?有多少?或以後有沒有?不是舊統治集團中的人是不會知道的.
我特意先寫下這場景,或許會被認為是文明社會對這個國度的歧視,想要以自己的角度眼光去審視這裡.個人是個無神論,也不太喜好宗教崇拜偶像迷信,如果這算歧視曲解,那就算是吧,但我不認為作者在寫這些故事時,是單純的描繪歷史,做為一個離開西藏轉居歐美的西藏人,相信久居在開放,科學,民主的世界中,他個人應該有不同於傳統生活體驗與感悟,應該有新想法,我認為他在政治獨立與政教合一政體上,應該不會完全堅持傳統,甚至有全新的看法.
個人的偏見是來北韓,金正日在閱兵台前出現,台下的婦女表現的激動情景,那若非配合演出,就是自然表現,演出造假反是小事,一個小人物生存的配合;但如果集權統治可以把人心蹂躪成這樣,對一個屠夫形成自然崇拜,如神敬仰,這種磨難恐怕才是最恐怖的, 而如果不靠武力,純以信仰教義改變人心,產生對一個專制統治封建體制崇拜,豈不更厲害,要知道,憑藉武力封鎖統治,歷來總有人能打開,但若心已被洗淨,腦已被清洗,要用什麼方式打破?我們去西藏旅遊,看見在山道上以三跪九叩五體投地向前行的朝聖人,這該以什麼角度解釋,花上半年到一年的路程,行走到大昭寺或布達拉宮,若只是宗教,屬於個人,並無妨,但若決策官員就是這體系的一部份,人該如何檢視?
的確,我的想法與中國共產黨看西藏角度很類似,但其中有差異,對於西藏,中共企圖以人民共和國化去西藏化,以毛澤東替代觀世音,以毛主席萬歲來替代"吽馬尼叭悲枚吽",是企圖創造一個新的崇拜,專制,偶像來替代舊的封建,而我個人是以封閉的國境對人思維的箝制入手.
對於打破西藏傳統與文化,中共是用過功夫的,在入藏初期,雖然是以武力打敗藏軍,但西藏人並不認同這種漢人政權思維,傳統上他們自認與中國的關係是,僧人與施主,因此中共一直找不到突破口,只好妥協與傳統政權合作,直到達賴出走,已經不需要再維持表面的和諧假像.這就開始了人民共和國化的歷程,土改,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樣都沒逃過.在中共高層的眼中,傳統的西藏人並沒有階級意識,在其它地區執行的階級鬥爭法在此並不管用,根據作者所寫,在中共進入西藏前,西藏地區的土地屬貴族,政府,寺院三大集團所有,以山南地區為例,土地中29.5%為貴族所有,30%為政府,39.5%為寺院所有,一般藏民並不是地主,因此,共產黨藉由煽動最貧窮的藏民,以合理分配土地入手,清洗開始,其中影響最大是寺院,作者說寺院的財產是經過幾百年信徒捐贈累積,但在共黨眼中,不事生產的僧人每日除了唸經頌法外,不做它事,是標準社會寄生蟲,卻能擁有龐大的財產,這種差異,很容易就透過階級的標準分化,產生鬥爭.剝奪寺產,以致西藏的宗教,寺院基礎完全毀壞.
透過文化大革命藉對修正主義批鬥,展開對留藏貴族與官員的鬥爭,包括班禪在內的大多數傳統政教領袖都因此被打倒,至於非統治階層的人,則以階級鬥爭來創造藏人間的對立,一方面引進漢人官員站上西藏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培養青年藏人共產黨員進入西藏自治區的高層,逐步讓西藏從文化結構到政治體制完全人民共和國化.共產黨的這一套路,應該很熟悉的,其中的罪惡,殘酷,血洗人類歷史生命的手法,應該都是暴力極致的,毀滅的.
那之後,西藏呈現的已不是過去那個西藏,政,教,信仰,思考,全部清洗.
嚴格說來,當拉薩政府同意簽訂十七條協議,,即使西藏算是獨立國家,應該也算亡國了.何況,那之前,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承認他是一個獨立國.更進一步說,其實西藏國該有怎樣的領域概念,連藏人自己都莫衷一是,康與安多地區從來不被衛藏統治勢力所插足,地方領袖的權威更大,達賴的話在這邊沒有絕對效力,日喀則地區又因為班禪達賴的失和(見註一),根本不是衛藏的轄域.因此西藏雖然名義上有共同政教共主,實際並不完全統屬,甚至彼此間有仇恨,加上藏軍老弱,武器殘破,根本不是共軍的對手,統治階層又不是人人都反對中國政權,因此面對危機,主戰與主和派並沒有一致的想法,在沒有能力,又無法自立的情況下,實際的命運,竟然取決於兩顆糌粑,豈不可笑?
從國際關係看,要知道,英國,印度,美國也絕不可能因為要保護這種文化,宗教,而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對於西藏的獨立,西方國家是以當時的國際情勢,做支持程度調整的考量,當中美處在冷戰極度敵對時,美國就由中情局出面秘訓藏人游擊隊,但等到中蘇交俄,尼克森拉攏中國,就可以不要再支持西藏流亡政府,要知道,西方國家對於西藏,有著二分的法則,民間人士或許著重於人權,而對流亡人士抱著支持的態度,但是西藏問題在國際政治市場,已經沒價值的廢棄品,是不會有任何正式國家支持流亡政府的,即使是美國國會議員,那也都是意在意以關懷人權問題來增加自己名聲,吸引選民的立場出發,根本不是真心支持西藏獨立問題,而時至今日,中國再起,流亡政府能得到的支持,只會更少.要單憑這種無武力的流亡體重讓西藏脫離中國統轄,困難更甚.
事實上,達賴與噶廈對中國情勢的研判錯誤,也終結了中藏和平協商大門,鄧小平復出後,中藏關係在以胡耀邦為首的五人小組時期最和緩,達賴的哥哥嘉樂敦珠做為傳話人,可以屢進北京,展開雙方對話,但是噶廈對於枝微細節過去堅持,不同意中方的五項建議,以致於協商暫停,但不論是胡耀邦,還是後來擔任藏區黨委的伍精華,原則上都主張對西藏要採開明開放的角度,可達賴卻拒絕了這種協商,胡耀邦下台後,沒想到,後繼者是主張加強控制的保守派,對於西藏採用較嚴厲的態度,這個時候是完全沒有協商餘地的,以致1987與1993年兩度拉薩兩度發生抗議,但中國的態度是轉而強硬鎮壓,並不是和諧,當時轉採強硬手段的新的自治區黨委正是目前的國家主席胡錦濤.
關上協商大門後,中國對於西藏流亡政府的問題被簡化了,他們不承認噶廈,獨立更不可能,西藏問題只簡化成達賴要不要落葉規根的問題.
這本書只寫到1990年左右,因此只能寫到中國開放西藏觀光後,大批漢人進藏,從事觀光旅遊與帶來各種經濟活動給藏人帶來影響,傳統生活的破壞,但這種破壞不是暴力的,而是精神上的,物質上的清洗,開放的市場,科學的思維,制度,教育對傳統西藏封建體制,宗教的衝擊,這也是宗教團體最害怕的,從那時到現在又過了20年,而這20年的世局改變之大,恐怕在作者的預料之外.要知道這是一個有趣的trad-off,對於中國而言,他們可以接受宗教自由,前提是不能以此做為推翻中國統治的藉口,更不能影響中國的治權,只要抵觸,什麼事都做得出來,而對於傳統藏人,與佛教而言,比起軍事鎮壓,現代社會的通俗化,物質化是讓他們更害怕的改變,要知道,年輕一代的藏人視野開了,並不會對傳統照單全收,甚至也開始自我反醒,過去那種封建的宗教統治,對藏人而言,是另一種心靈的壓迫,物質的壓榨,並不如流亡政府與本書作者一廂情願的那種信仰認知.
內政不行,外援稀弱,軍事無望,又沒有一致對抗中國的意志,要如何獨立?而在此期間,西藏從領域到行政畫分都被中國重新改變,打破,年輕一代的西藏人已經不全是那個雪域信徒,目前的西藏自治區政府,官員不論大小,已經絕大多數都是西藏人,早就不是流亡的西藏人能掌控的,因此要怎麼面對中藏的關係,其實仍是一個懸念.
而流亡的政府,即將面臨達賴十四世逐漸老去的繼承問題(見註二),糌粑又再浮上檯面,畢竟不是隨便的糌粑都可以來做神諭,那是要有神的指令,特權階級,於是靈童,成了話題,可以金髮碧眼,可以小女孩,可以停止轉世制度,十四世做過以上的表示,就是不讓轉世靈童來自現在的西藏,當然中國政府也企圖掌控這個黑箱迷信,自訂轉世制度規定,雖然採用的金瓶抽籤制度曾在18世紀被清廷採用來認證班禪,但共產黨加了一條,抽籤選中的人必需經過共產黨認可,這兩個集團可笑程度是一致的.不過,時間顯然不站在流亡政府的這一邊,如果宣怖停止轉世規則,沒有了宗教上的達賴,那麼缺少神人加持流亡政府是不是還對目前居在藏區的人有影響力,恐怕也是達賴十四世必需認真思考的問題.
1954年兵敗簽城下盟,西藏已亡國,獨立非懸念.而現在,有多少新生藏人願意犧牲,另一個懸念!
註一:( 1888年英軍入侵西藏,西藏軍在隆吐一戰失敗,駐藏大臣昇泰按清廷旨意到印度加爾各答與英印總督蘭斯頓進行了談判,並簽訂了中英第一個關於西藏的條約,這個「藏印條約」使西藏的屬地「哲孟雄」（錫金）被英國割走,歸英帝國保護. 到1904年,英印軍隊二次入侵西藏,十三世達賴和九世班禪聯袂奮力抵抗英軍入侵,英軍對自發保衛邊疆的西藏軍民大開殺戒,攻陷江孜城堡後,長驅拉薩,十三世達賴不得已,匆忙逃離拉薩,遠走外蒙古避難.此時,昏庸的駐藏大臣有泰竟向清廷上奏摺,「彈劾」十三世達賴,清政府批准了有泰的奏摺,並命九世班禪暫攝藏事.清宣統元年,十三世達賴由青海返藏,九世班禪專程到藏北那曲迎接.但回到拉薩僅一年,駐守拉薩的清軍滋事,駐藏大臣又偏袒川兵,十三世達賴再次出走,原本,十三世達賴想逃到印度,再通過海路,到北京與駐藏大臣打官司,英國人一看,機會來了,英印政府駐亞東商務專員麥克唐納對十三世達賴表示出前所未有的熱情,使之留住在印度大吉嶺,在英國人全力拉攏十三世達賴時,駐藏大臣聯豫卻又向清政府上一奏摺,清政府批准 「革除」達賴的封號,並由九世班禪暫攝藏事,這樣,不僅將達賴喇嘛推向英國人那邊,還令班禪和達賴兩大活佛體系之間種下不和的種子,十三世達賴返藏後,拉薩政權開始剝奪班禪的權力.先是在後藏設「基宗」,徵收班禪轄地的高稅.然後又將拉薩的班禪堪布廳辦事官員拘押,九世班禪恐達賴加害自己,於1923年11月,逃離日喀則到了青海,而後去了北京,希望中國政府支持他早日返回西藏,但那時親英勢力正逐漸左右西藏政府,多方阻撓九世班禪返藏.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禪因病在青海玉樹圓寂.)
註二(:歷代達賴喇嘛一直處於西藏政治鬥爭的風頭,當達賴小時,西藏政務有權臣控制,一般是到達賴18-20 歲時才親政,但往往在早年暴卒,像9、10、11、12世達賴都沒有活到親政時候,這反映出政治鬥爭的殘酷,一切為了權力,根本不管你是多大的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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