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y scare of 1768)
洋人寫中國歷史,結果常見兩極,若不是充滿誤解偏見,就是理解淺薄隔靴搔癢,偶爾會有作品能夠提供驚喜,或是基於文化差異,錯落間產生的新觀察點,或歪打正著呈現新奇的一面; 這本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就是一本意料外之書,對於被現代華人視為傳統民俗,宗教,神祕,封建的迷信文化,除了對民俗宗教信仰活動過程的本體研究外,華人自己是不太做另類思考的,而這書名所顯示的可能正是那麼一段迷信的歷史,但作者Philip Kuhn實際想研究的目標卻相當現代化,一個封建專制王朝官僚體系資訊不對稱下所呈現的權力問題,與決策問題.
紅字部份是個人閱讀後的簡化想法,從這意思來說頗似現代商管研究題材,但事實是如此,從一段為期約3個月的迷信恐荒事件,作者遍閱此期間官吏承上的奏折,書信往來,皇帝對各種庭寄,上奏的朱批,各地方誌,案審刑錄後推論出的一個結果,叫魂只是一種民間迷信,Kuhn卻跳過這個行為本體,他要看的是皇帝對此種事件的想法,與處理這事件的手段,並從皇帝與官僚間的批示奏對來討論這個專制官僚體系下的百態.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這應該可以說清盛世的頂點或約莫附近,選的時間,跟事件很有意思,叫魂事件涉及的人不是乞丐,就是和尚,道士; 這些人實質上都以乞討為生,社經能力最弱的一群,放在清朝的盛世中,與迷信行為交錯,作者以此推衍乾隆的憂思,雖然這些論點個人不見得認同,但只能說時間,人物,空間都選的特別,起碼華人研究者很難這樣看問題.所謂叫魂,英文意思明白,Soulstealer,偷魂者,傳說實質的手段是透過剪取別人的頭髮或衣角,再將取來的髮段,衣片以特殊儀式作法,就能將他人魂取來供自己驅使,在1768年的那個夏天,不知什麼原因,從江浙一帶突然傳說發生許多叫魂的案件,就是這一連串傳說的叫魂案件,讓我們的閱讀進入一個未到過的空間.
從今日看叫魂當然只當迷信,且常見與宗教欺詐共生,而書中描述的叫魂案也沒有一件成真,無人真的失魂,倒慣例先是一陣迷藥吹來,醒來後,人的髮辮被剪去了一段,因為民間以訛傳訛,見辮被剪,當然疑為叫魂,於是在村里間風聲鶴唳,見有陌生人接近則懼,形成恐荒.但單是如此,官方查辦即可,何以會驚動皇帝?Kuhn提供的思路是:頭髮.
眾所周知滿人入關後頒薙髮令,留髮不留頭,故有了典型的清朝印象,前額不剃髮有罪,但後頭留辮卻不在一般獲罪的認知裡,只是經過了百年到了1768年,已無人前額不剃髮,因此後頭的髮辮反成為效忠滿人的標記,Kuhn的推論是:乾隆認為剪去髮辮就是隱含反對清人統治的意圖,偏當時民間傳言,被人剪去一段髮辮被叫魂後,必需將剩餘的頭髮全剃光才能解厄,而這解厄法在乾隆眼中卻恰恰是最明顯反清的舉措,叫魂一事就從單純社會事件升高成政治事件.如此觀之,叫魂雖是指那些迷信行為,但作者似乎又暗喻偷取清朝的意圖,特別當叫魂被乾隆認定是有組織性的反清行為後.
對於知縣,巡撫,總督而言,叫魂只是一種民間信仰,民俗與未知世界的聯繫,中間若存乖張,不過社會事件,或刑案視之,作者認為在這些官僚眼中並不會將其與政治權連結,官僚不是乾隆,這邊就引出作者的討論,專制權力與官僚體制共存下的權力分配與決策問題.一旦乾隆私心認為叫魂的意圖是消滅滿人王朝,他心中的目標首在防範叫魂對統治權的威脅,但因不能明言心中真實想法,地方官僚不能揣摩聖意,只知皇帝期望嚴查叫魂案件,於是一連串關於叫魂的冤案頻生,自江浙而山東,直隸,甚至傳到湖廣,河南,山西,各處皆有人因受不住大刑,而承認自己曾剪人髮辮叫魂,其間亦有人因用刑致殘.原來各處所報案件皆個案,抓不到大兇,滿足不了皇帝認為存在反叛組織的猜測,我們可以在書中看到一大堆乾隆的朱批,私信中把各地的總督,巡撫罵得一無是處,人人無能,怠惰,敷衍,因循,狗血淋頭,皇帝動怒後,官僚體系的應對變得很簡單,皇帝要叫魂案,我就送幾個案子,沒有實案,就找些乞丐,和尚,道士,加上大刑,無也成有,假亦供真,由於都沒有抓到術士源頭,讓皇帝催逼更急,冤假錯案就一再發生.這即是:資訊不對稱下的決策決策差異.
這邊留著懸念,乾隆知道民間頻生割辮疑案,並非源自地方官吏的奏報,而是皇帝在各地的眼線傳達,此地所出就是專制權力與官僚系統衝突問題,傳統上,皇帝和官僚原是一制度中的兩面向,官僚職責是維持政治機器的日常運作,管理各級行政組織,就特性來說傾向於按常規辦事,這種傾向有助於政治理性化發展,但另一方面也會衍生出官僚的惰性,常規權力法制發展與皇帝的專斷權力是衝突的.傳統制度安排中,皇帝的權力是絕對的,其職責是制定重大決策和對官僚系統進行控制,如果聽任官僚制度權力擴大發展,皇帝就有逐漸喪失其決策和控制官僚的權力的危險,而成了官僚制度的傀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斯.韋伯認為"君主的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權力是相互消長排斥的,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專制君主屈從于官僚理性化的常規"..
但Kuhn不同意韋伯的論斷,他認為在中國制度中,專斷權力和常規權力並不一定杆格不入,且可能和平相處..因此他把傳統的中國政治制度定義為“官僚君主制", 作者通過對叫魂事件的討論,提出了“政治罪”這一個概念,Kuhn指出是政治罪為帝國政治的運作提供了燃料,按照他的定義,政治罪指的是威脅帝國安全的各種形式的謀反,它們超出常規的非常事件,無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規來處理,這種非常形勢給了皇帝極大的權力自由來動員,驅策和整肅官僚,並強化皇帝對官僚系統的控制,在叫魂危機中,乾隆正是用了妖術恐懼的非常事件,迫使官僚系統把清除叫魂當做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並以清剿的表現來賞罰官僚,從而強化他對官僚的控制.
政治罪這個概念有助於理解中國政治中皇帝和官僚間的權力關係,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都是這類權力活動的延伸,清楚的專制體制是如此,相對的,政治罪這一指控始否有助於了解現代政治,乃至於民主政治?如若還存在實體或虛擬的政治罪指控,那是否反映即使是民主政體卻依然存在專制權力的幽靈?這是我們可以思考更深的一條路徑.只是單純的政治罪是否非得透過這種民俗迷信發威,難道不是本來就該存在於專制權力中,所謂君要臣死,臣豈敢不死?因此個人推崇這書的出發點,卻不見得同意這種推論,畢竟傳統專制系統能不能如此以二分法方式拆解觀察,恐怕是個很大的問題,叫魂終是一種中國傳統迷信,全盤以西方人角度推論,會不會最後終只是文化差異的誤解?
叫魂案來的迅速,去的也快,當各地官員查不出元兇大惡,乾隆只好命各地將要案的一干疑犯押入承德,由傅恆統一再審,這一番折騰,竟查不出有任一案有叫魂之實,事由皇帝起,也由皇帝收,不到半年就平息告終,苦的還是那些被誣之民,或殘或傷或死,即使最後證明了清白,又有何意義?.回頭看,只是皇帝的一絲懷疑,就讓眾官僚忙於羅織,讓百姓受苦,那麼這個所謂盛世顯示的實質意義又是什麼?官不官,民不民.而這也才是更值得讓我們回頭思考,若對人民無益,那盛世究竟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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