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
假期裡看這書是嫌乾了,勉強算自我沉澱. 是投機客的,不是知識份子的,還是做投機客自在.
因為買書,常看到的某社評者近來轉變,提出與過去主張相悖的文章,一個人,稱作知識份子,需要怎樣外在變化,才會隨著改變內在思維,才會更動其思,其志,革命,革自己的命. 我暗自慶幸可能以後買書不用再看到他寫序,寫推薦,寫評論,避免閱讀的近親繁衍,卻也想看一下,歷史上,那些人是怎麼變成後來那名字的意義,名字很多,康有為,梁啟超,秋瑾,魯迅,丁玲,徐志摩,瞿秋白,李大釗,沈從文,胡適,梁漱溟,聞一多,老舍....還有一些有名,無名者.
這一本是這些人的革命,也是時代革命.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講故事的手法,有章回結構,但沒有傳統.連間雜其間的,都不再是韻文,聞一多的,徐志摩,魯迅,到泰戈爾,狄克生的,中國的,外來的,白話的,翻譯的,終於以新詩體的樣貌取代了駢文,也不再說書般的加油填物,而代以一連串注釋,顯示言之有據,書也不在英雄,梟雄打轉而轉焦點在引導社會無形力量的轉變,與一群小人物的人生. 故事說來自然,簡潔,又沒有中國人寫自己歷史的政治包袱,立場問題,加上以微見物的角度,想讀的人應該不會太失望的一本.
此書所談的革命,是全面性的,不是單指政權,政體的轉置,包括思想,文化,經濟,文學,藝術,階層,性別,是整個社會結構全面性的革命,如果單視作政權更迭的經歷,不只誤解,也失去這本書的特別性.書中所述著都是某種意義上的知識份子,寫他們面對世局變動的看法,想法,做法.他們的革命並不是真的全以刀槍,武器來與政權對抗,也包括隱藏在講學,寫作,創作中對局勢的嘲諷,吶喊,與描寫與思想宣傳.
雖然余英時先生在序中指出書以康有為,魯迅,丁玲三者故事為經做主軸,其他人物為緯構成本書,但我試著從另外一個小角度來看這書.是三個女子,秋瑾,丁玲,傅月華.
女性的社會地位,角色,個人認為是史景遷衡量中國人革命成果的指標之一,也是一個傳統社會邁向現代化的風向. 秋瑾,一個脫離傳統婚姻走向自立的女性,雖然魯迅對其思想評價不高,認為她的死亡,是被人盲目捧殺,並沒有太多值得稱道處,做為一個主動與丈夫離婚,赴日求學,敢於以武力反對傳統朝庭統治者,這已經開啟了革命行動,雖然秋瑾對於革命的思想,只是為掙脫個人的枷鎖,不是那種宏觀意志的思考與觀察,可能如書中所附的照片一張,她穿著男西服,手拄仗,既要西化也要男子化,但只限在表現於外的,而沒有那種對女性傳統角色錯誤的所有領悟.
丁玲,一個以行動投入革命者.從思想,文字,到實際行動,不論是共黨的角色,還是生活中的女性角色,她不是那種只陷於表面的女性革命,坐國民黨的牢,也坐共產黨的牢,風光過,也挨整,挨批,堅持過,也妥協過,為了理想,也為了生存,當我們以為她從秦城釋放後,這種革命有一種微見的結果時,傅月華的案子明白的說出,要改變仍需等待.
傅月華,一個受到男性幹部加害強暴的女子,重重宣告,女性的角色,從一個枷鎖開啟又鎖在另一道新的夾縫中,傅月華是個無名小工,他沒有文人角色,他也沒有意識形態問題,他只是因為經濟需要而離開丈夫隻身工作,卻遭到強暴,他起身的反抗的,不過是個體對個體的侵害,但顯然,這是一種社會制度上的落後,而法律卻沒有保障他,還欺凌他,這個社會經過這麼多年,依然守在陳舊腐敗的兩性觀而離不開.
從女性角色革命的角度,即知作者對於中國人的革命成果的目標描述,還處在一個原始未解的歷程中.
本書以梁啟超乘蒸汽船赴京途中,在渤海上遭到日本軍艦攔截和搜查開始,同一年,馬關條約簽訂,悲憤交加的康梁率領上京趕考的舉人聯名上書,反對條約,開了變法維新的序幕.雖然痛恨日本侵略,但康有為變法思想卻源自明治維新.外有居心叵測的列,內有愚弱不知民主的國民的情況下.最好如日本一樣,由一個威權政府來推動自上而下的變革,實行君主立憲.
維新引起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彈,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逃到國外.在日本孫中山想見他卻被拒絶了,康不屑與孫這種革命叛賊為伍,"虛君共和"才是其主張.堅持認為,命只有可能在像美國和英國那樣有悠久的民主傳統的國家成功,但在中國這樣的國家,除了將兩千多年的專制沉澱重新翻攪起來以外,命還能做什麼?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不久,革命黨派人拆了立憲派在日本的會所,梁啟超描述當日,門口匾額對聯被強行拆除,拋到街上,有人見而不平公論一兩句,則被革命黨人驅逐毆打. 梁啟超近乎詛咒地寫道"真是強橫無禮.禽獸之不若也".俗謂"未登天子位,先置殺人刀",天必不佑.且觀其後矣.
梁啟超的預言最後現實了,幾乎所有革命者身上普遍的矛盾之處.表面上或未成功前,滿口是民主,憲政,自由. 一旦進入成功階段.專制,獨裁,黨同伐異各種陰謀手段又會被人熟練地使用出來.只是,這種轉變往往是不自覺的.這種言行不一, 深層的原因是革命者們確信"目的證明手段合理",只要理想是崇高的,那現實中的任何殘忍和黑暗都是可以被忽略的,這也是瞿秋白在蘇聯期間,親眼見到饑餓的農民煮食屍體,但並沒有動搖他的信仰,瞿秋白並非冷酷無情,在他看來這些手段與博愛世界的幻想並不衝突.
正是這種目的證明手段合理的信念,原本志在推倒一切的革命者,欣然重拾早已被唾棄的舊東西.並逐漸蛻變成當初自己要打倒的人. 到底是"革命"還是"不革命", 魯迅終其一生被這個問題折磨,有時候他認為,革命這個手段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可另外一些時候,他又不禁從根本上懷疑起這一切,因而,魯迅寫雜文,諷刺右派,也批評左派,但魯迅對傳統的批評,可是最嚴厲的,他從根本認為中國的傳統社存在大量腐敗的元素,並不能單就引進科學一味藥即可改革,他希望用文學改造中國人的劣根性,對他來說,思想改造才是最大的關鍵.
丁玲不像魯迅那麼猶疑不定,她始終信仰共產主義,特別在丈夫胡也頻被國民黨槍殺後更加明顯,在被國民黨軟禁3年多後,於1936年輾轉逃到了中央蘇區,她受到了中共熱烈歡迎,毛澤東甚至親自接見了她,雖然延安的條件很艱苦,但她卻在那裡如魚得水.可是當她發現延安存在嚴重的官僚現象,上下尊卑等級鮮明,作家只被視作宣傳工具,沒有任何創作自由,甚至連戀愛都受限,1942年3月丁玲寫出了三八節有感一文,批評這種現象,這篇文章引得毛澤東大怒,丁玲被強迫下放地方工作.
經過延安整風後,丁玲無疑對黨加深了恐懼的忠誠,但她仍然在反右時期被打成右派,並再次被下放北大荒,1970年,文革小組找到了她,丁玲以為他們是來救自己的,卻反而被關進了條件更為惡劣的秦城,其後整整5年,她被毆打,精神虐待,親友都被禁止探監,她陷入徹底的孤獨之中,直到1978年,丁玲才真正重獲自由.
在此同時,年輕電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上寫下"人民還在被封建思想所愚弄",他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批評中國的社會主義不過是批著羊皮的封建帝王制,因此下獄.而其後至今,仍有不少人因為這個現代化而身繫囹圄,並沒有改變,而西單的民主牆卻早己不再.
史景遷最後問道,漫長的革命真的讓中國人為自己國家爭取到了那些在一個世紀裡一再被允諾,卻從未被實現的東西嗎? 答案是否定的,和一百年前比,革命帶來的最大變化,恐怕就是革命的名與實,被完全顛倒了,最恐懼革命的人完全壟斷革命的使用權,聲稱與他們作對就是與革命作對,用一百年前的眼光看來,聲稱是革命者的人現在卻成了反革命,豈不是一種最大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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