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端的權利︰蒼蠅撼大象的戰爭(The Right to Heresy:Castellio against Calvin)
這是佳作卻也是本有爭議的書,它描述極權帶來悲慘,恐懼,惶惶不可終日的情境,令人時刻警醒.但也被控有扭曲歷史真相的嫌疑,質疑作者只是為了寫出恐怖統治的效果,就要讓一個人背上冷酷,卑瑣,殘虐,嗜殺的名聲,歪曲歷史事實,如若屬實,那作者 Slefan Zweig 豈不是帶頭犯了與自己筆下宗教獨裁者加爾文(John Calvin)相同的罪惡?書中的加爾文扭曲聖經教義,不能容忍他人對聖經的解釋與理解,所有與他看法解釋不同者,加爾文都會加以追殺,若Zweig如某些歷史研究學者所說,有給加爾文扣帽子栽贓的可能,那本書內容必需被懷疑,只能當成一本小說看,大大傷害書本價值,畢竟若抽離歷史,作者還可以採虛構人物方式創作,沒有要用歷史人物化醜妝為基礎,因此,讀這本書,知道它的觀念值得咀嚼,卻也必需先知道歷史疑點,以免多所誤解.
說的是十六世紀宗教革命下的一段故事.原來被看成是背離天主教主流的新教支持者加爾文,在受迫害流離幾年後取得了日內瓦城主教地位,卻反而展開對教義解釋與他不同的人迫害.輕者流放,重者對其施以火刑.作者筆下加爾文新教殘忍的手段為當時之最,遠超原天主教的宗教法庭,雖然書中附上大量彩色的插圖,照片,宗教畫作,但故事所發出的冷酷,兇殘,單憑文字已讓人不寒而慄,1553年10月27日在日內瓦議會審判後,異見者Miguel Servetus被綁於火刑柱上活活燒死,由於未依當時慣例先行吊死再焚燒,而是活活的將生人燒成灰燼,行刑現場Servetus的慘叫嘶吼聲震憾了日內瓦市民,行刑後地上滿佈焚燒人體令人做嘔的膠狀物,更激起了其餘異見者的憤怒,於是曾在多年前遭加爾文迫害遠走他方,改名隱居巴塞爾的Sebastian Castellio挺身而出,以Martinus Bellius 的化名寫下了論異端(De haereticis )一書,展開了對抗加爾文之路,宗教寬容.
宗教革命之初,馬丁路德呼籲寬容猶太人,異教徒和天主教異端,反對天主教燒死"異端"的行為,並稱此舉違反神意,他認為良知可以取代教會對信仰解釋權的壟斷,在宗教內部開啟了個人主義,主張每個人皆為教士,有權按自己的理解來解釋聖經. 但當路德開創新教得到了德境內王侯支持,吸收廣大教徒後,他開始像他曾經反對過的天主教教皇一樣,變成惟我獨尊的信仰霸主,1522年公開宣稱"我不允許任何人批判我的主張,即使是天使,凡不接受我的主張就不能得到救贖",1515年路德利用官方檢查制度,毀掉再洗禮派和茨溫利派,1530年則建議政府把煽動暴亂反對私有財產權的異教徒,與宣揚基督是人而不是神的異端統統處以極刑 .
而因提倡新教受迫害的加爾文,最初像路德一樣是反對迫害異端,他從人道主義出發指出"把異端處死是罪惡的,用火和劍結束他們的生命是違反人道的所有原則", 但加爾文從流亡地被請回日內瓦,出任長老會會長,權力機構反而變成了他施行信仰獨裁的工具,他公開宣稱日內瓦已經變成腐敗之城,只有厲行嚴厲統治才能扭轉頹風,因此需要絞死1800個青年,道德和教規才能在這裡建立起來,他說"為了維護信仰的純潔,寧願無罪者受折磨,也不願讓一個罪人逃脫上帝的審判",就這樣,在加爾文統治日內瓦的前5年,有10人被斬首,13人被絞死,35人被燒死,76人被驅逐,還有更多的人因恐怖追殺而逃跑,作家巴爾扎克曾說"加爾文的宗教恐怖統治比法蘭西革命最壞的血洗還可憎".
面對加爾文的刺探,挑釁,栽贓,壓迫,追殺,Castellio沉默對應,不論這個冷酷無情的新教獨裁者如何攻擊,Castellio雖無懼卻也不願採用相同的手段反擊,因為他知道倆個人間並無私怨,兩人的差異不過是於聖經教義的解釋不同,是思想上的分別,不是善惡,對錯,更不是法律見解的問題.只是Castellio不能接受Servetus無原被燒死,他沒有官方的統治權,沒有私人的武力,無法用法律替Servetus洗刷罪名,他有的只是一支筆,出版了"致加爾文書",在這本書中,Castellio寫出了對加爾文的控訴,他知道不能介入Servetus對聖經解釋的問題,單純的鎖定加爾文躲在幕後操控法律的罪惡,他明白的指出Servetus被燒死不是因為他是異端,是因他膽敢發表與加爾文不同的見解,不見容於獨裁者,因此加爾文才要千方百計的殺死Servetus,讓他不能再說話,也要別人恐懼而不再發表不同言論,只有他加爾文才能定位一尊,Castellio竟敢如此公然的出版控訴的書籍,且直指加爾文的內心,這大大惹火這位獨裁者.
出版書籍已經是Castellio最大的反擊,他的宗教寬容逐漸的為世人知曉,一些地區性的新教領袖雖不敢公然對抗加爾文,卻私下向Castellio表達對他的支持,Castellio趁機向加爾文叫陣和解,他指出世上並不存在異端,有的只是看法不同,解釋不同,他希望能與加爾文公開辯論,能像友愛弟兄間的求同存異,這種具有高度人道主義的行為,思考,自始至Castellio過世都沒有得到獨裁者的回應,相對的只是更嚴厲的打壓,"致加爾文信"一書被加爾文一派打成禁書,在歐洲被禁止出版,直到100多年後才在荷蘭開禁.
事實上Castellio曾寫下這種宗教見解的爭議不能改變,不能相互尊重容忍,將來必會釀成大禍,經過16世紀混亂的宗教革命,法國歷經8次的宗教戰爭,而歐洲更在17世紀發生了宗教紛爭開端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全歐開戰,真是一語成讖.事實上,即使到了今日,異端的名詞並沒有消失,只是被人用不同的名詞替代,打壓仇視消滅異端的事情也未曾減少,甚至如加爾文一樣,原來是弱勢被壓迫視作異端奪權後反過來打壓別人的事更常重複發生. 打著民主口號抗爭奪權上台變成另類獨裁,打壓異見,以扣帽子潑髒水入人之罪;過去強調言論自由者竟對不同言論的媒體打壓,控制執照的審議,用法律封閉異見媒體的嘴,甚至新聞,傳播學者或是其他異見媒體竟也以此助虐,還沾沾自喜於自己的公正,實在是那種採用火刑燒死異端的翻版, 生活在今日,竟還有人要為手這種手段恐怖,假正義之名行污衊人性的罪惡做仇徒,無疑是一大悲哀與諷刺,或許下一個戰爭就要因此而起,這正是本書故事提供我們最大的警醒與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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