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Ezra F. Vogel 傅高義)
越來越沒什麼傳記類好看,尤其是政治人物,似乎只剩那種為選戰行銷宣傳用的爛書;那麼寫鄧小平如何呢?看來是個不錯卻也艱難的課題,畢竟過去雖沒有絕對必看的一本,但終是已經有好幾本存世,如果寫不出新意或特色,不過重複而已.這一本鄧小平改變中國作者傅高義(Ezra F. Vogel),寫過暢銷書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印象中只曾略翻過,畢竟出社會時,日本都已經泡沫破裂,前十大銀行一半以上合併或消失,且掉入流動性陷阱的長期通縮,早就不是第一; 他也寫過"躍升中的四小龍","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我只能說基本的特色接近錦上添花,至於說有沒有未來性或特別觀點,當然看讀者個人的解讀,而寫已作古者傳記的好處是,他不會更壞了.
此書洋洋灑灑1200多頁,裝訂的像本巨書,但是頗為可惜,除了翻譯到位外,個人對它的評價平平. 從內容分配看,似乎是不能當鄧小平傳來看,用不到100頁來寫鄧70歲前的生平,剩下的1000多頁則集中火力在1974年復出以後20多年的事情,再從書名看 Deng Xiaop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鄧與中國的改變,明顯就是集中焦點在改革開放與鄧小平的關係,作者特別強調這部份,以至於書過度偏重在功,少了能夠真正評價鄧這個人的全面性.因為調性過於歌誦,關於中國的改變,對鄧小平的讚譽固然有理,但傅高義的寫法也太把鄧放在神壇了,雖然不能說這不是一個好做法,但這種調子與中國內部自己出版關於鄧小平的著作差異就不大了.鄧小平自己說過,如果他死後能得到三七開的評價,他就感到快樂,感到滿足了,但這書明顯比三七開要過譽多了; 其次,書雖然號稱訪問了許多重要人物,包括鄧的家人,朋友,同事或與之有過接觸的外國政治人物,學者,同時也稱引用了過去許多關於鄧的研究,文選,報導,書籍,但我不得不說,不知道作者為什麼以編年的方式寫這本書,這種結構讓本書沒有什麼特別的論點或想法,只能看到像編流水帳的把過往記事循序寫下,廣度有餘,卻無深度,更看不到特別的觀點,全書並沒有太多異於別人的亮點,實在是非常可惜的一本.說句實話,如果要看改革開放的社會演進,那選擇吳曉波的激蕩三十年或徐明天的春天的故事這些個企業發展史還好些,至少免去對官方的歌誦.
缺乏特色的一切原因在於沒有拿到中共秘而不宣的內部資料,所以只能寫成參照無數已出版的品的重複內容,訪談相同的人物卻沒能顧及同時代的其他人物,特別是所謂的保守派,平衡派,也沒有文革獲益者的言論,是以當然最終只會是老生常談的大眾讀物,而少了獨特性,甚至很多內容中共中央編的鄧小平年譜還比較詳盡.無論鄧在改革開放的上的位置是什麼,他的歷史地位無可撼動,功績也應該予以承認,但是能把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歷程寫得與黨史文獻殊無二致,這也實在並不容易,不知道的人,以為外國人寫鄧的立場會公平一些,但知道的就了解其間的偏頗,比主旋律還主旋律,個人也不反對誇耀一下豐功偉績,但既然寫了1000多頁的書,總該給點獨特看法吧,內容基本在其他文獻中多能找得到,特別是改革開放經濟史類的那些,也就難免淪為學術論文中文獻回顧的角色了. 當然不是說傅高義沒有對那些關鍵轉折的決策做出個人分析,但說真的那些分析從80年代到90年代初國外政治評論或史學研究基本都已經分析過了,沒看到有多少超出傳統認識的新分析,想法,書裡有的還是國外研究當代中國學的那一套.
本書描述1977~1979年的篇幅與1979~89年的佔比幾乎一樣多,1977~1979充其量是奪取權力的時期,一般來說1979~89年才是鄧執政的主要成就時期,但這竟只佔全書24章中的3章,如果說,這段時期在中國經濟史上的地位是牢不可破,那麼為什麼花這麼多的篇幅去寫那個三年呢?原因只能說那才是鄧小平掌權的關鍵時點.舉一個簡單的疑問,為什麼華國鋒當時名義上仍是國家主席,總理,軍委主席卻能很明顯的說副總理,軍委副主席鄧小平才是實際的掌權者,書中的寫法表示鄧不要讓人民覺得上層正進行奪權,又要陷入派性的糾葛,所以拿了眾望所歸,政治局常委都有共識那種名實不符,個人覺得這種說法太矯情,不合理,如果沒有實質的權力壓迫,如何能拿軍委主席國家主席當傀儡,何況是這樣一個集權體制的國家中,說不通的,即使是劉少奇當國家主席時代,毛澤東基本上還是掌控著軍委主席的位置,個人覺得中三年一定有很好玩的權力故事,只是仍然不是屬於大眾的故事而已.絕對不是單純的兩個凡是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種派性的對抗無此單純,當然這也不能責怪作者,畢竟中共的黨史也沒詳實公佈過這些,但是能體現傅高義頌揚筆法的地方是,他同時刪去了審判四人幫的情節,那是1980~81年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取而代之的是鄧小平在聯合國發表的演講,雖然沒有多少人記得,其實在鄧復出之前根本沒有四人幫這個名詞,那四個人只是派性屬性相近的四個人,談不上在政治上緊密的連結,即使華國鋒同意逮捕他們,那也只是基於結束文革的一個作為,但鄧小平他們卻明顯拿這四位當毛澤東的替罪羊,轉移可能侵犯到保守尊毛勢力的反撲,審判這四個人有它高度的政治意義,但作者閃過了這段,足見他不理解或有意忽略在經濟,科技改革開放的同時,屬於共黨高層個人的權力爭奪其實未曾斷過.所以我們在這書中看到非常矛盾的描寫,為了取得政權,兩個凡是輸給了實踐真理,作者說這突顯華國鋒的保守,說明了共黨中鐵桿左派的失敗,但是一談到在1979年的計畫經濟上,陳雲鄧小平等又一致的指出華國鋒的計畫太大超過了當時政府外匯支付能力,又是太右,必需要緊縮,先求穩,似乎別人左也錯右也錯,只有老鄧能左右逢源,似乎也太成王敗寇了,何況這可能是隱諱鬥爭史中頗令人感興趣的一段,既然沒有當時爭權歷程的真相,作者又意指1979年當時的華已經失權失勢,是還有什麼立場說較大的國際購買是一種空想的冒進,這種推論方式就顯得沒必要了,我們不能得知120億的國際購買支出究竟是造成無法返還的負債,還是超前鄧小平改革的氣度與遠見的作為,畢竟作為主角的華國鋒當時尚不知是不是早已失去權力,何況後來無故下台,在爭權中失敗的人,是沒有歷史話語權的.
而1979~1982年期間的經濟調整緊縮,基本上由陳雲主導,鄧當時在經濟議題上並沒多少概念,就算是之後,他也只是處在一個策略性開放的位置,而不是實際操作的角色,起碼可說有心操作,卻無力操控技術,陳雲才是之前計畫經濟期的主要操盤者,鄧當時只能說是為了權力才用陳雲的主張,到了1988年中,鄧小平主張的解除價格管制完全失敗,1988,1989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分別高達18.6%,18.1%.1989,1990這2年經濟成長率下降到4.1%,3.8%,陳雲再次站上批評的角色,鄧小平表面上讓趙紫陽承受了錯誤,實際上解除價格管制就是鄧小平自己的主張,他一直沒忘記要再2000年前讓國民產值翻兩翻,也對每年做較低得成長率預期與實際高成長率的差額現象相當不滿,加上過去幾年的通膨總是創造了新的成長率而輕忽,又是陳雲提出緊縮才讓這種現象緩和,事實上鄧小平的經濟管理技術是不夠的,但他能知人,也能及時醒悟個人的錯誤,所以我們能說鄧在開放經濟,追求科學技術,提高教育等議題上有遠見於權力,但並沒有真的指導能力.
作者對於鄧小平最擅長的外交與軍事方面描述最多,鄧小平對越南出兵阻止越南與蘇聯意圖聯手制衡中國,侵略泰國,甚至稱雄印度支那的企圖.作者花了大篇幅把鄧小平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的掩護過程與對越戰爭分隔開來,在外交上與扶植當地共產黨衝突上採取務實主義,東南亞之旅2個月過後是更為重要的訪美之行,這兩次外交被視為深謀遠慮的勝利,獲得外界廣泛關注.但實際上傅高義對所謂懲越戰爭軍事行動的篇幅不及外交斡旋的一半.這種寫法頗為怪異,既然軍事勝利阻斷了蘇聯的企圖豈有不大書特書的必要,反而著重在與美國聯合阻擋蘇聯的作用,有一個原因是為了提高美國在此事中的形象.另一個原因則是盡可能的掩蓋鄧小平發動戰爭造成人員傷亡的描述,因此對於關鍵性的部份用了忽略的手法,從後來檢討中知道懲越戰爭所暴露的軍隊落後,提起軍事武器現代化的改革中,但凡以上總總都難免有特意忽視其惡行而過度突顯經濟成就的意圖,如果談東南亞,當然不能不談當時的赤柬波布政權,侵擾泰緬,掀起大屠殺,據說直接被他殺死的人多達300萬,可謂少有的現代暴權統治,那些頭骨萬人塚直到現在還公開陳列,但波布主政的1976~1979年給予他最多政治外交與軍事支援的就是中國政府,中國當時的實際領導者如果是本書所說的鄧小平,自然不能將這段排除在外,事實上鄧小平發動戰爭的目的是在戰略上接受美國的霸權體系,以換取中國經濟現代化所需的技術和資本,這是他打擊越南真正不可言說的背後邏輯,而與本書所說的亞洲的古巴角色未必有關,否則何以懲越之後卻坐視波布垮台,畢竟這是埋在越南身旁的好幫手,豈有隨意放棄的道理,明顯有閃避的意圖.
至於1989民運,本書已經做了兩種面相呈現,本書其實有簡體版,翻譯同樣是馮克利,繁體簡體版內仍大致一樣,但簡體版只有23章,被閹割的那一章談的就1989民運的部份,這就是壞的結果,一個不能正視自己的當權者,任何一點有礙其統治絕對權力的東西,都會遭到消滅,人們最多只能以余華,韓寒那種隱誨的手法來諷刺時弊,但要像劉曉波,艾未未那種公開指責的大鳴放則不行,但這種標準,別說是毛澤東,在本書中鄧小平在政治上的底限就是這一點,任何開放策略絕對不能威脅共產黨的獨家統治權,有則立馬除之,當前的現象,不過小範圍開放,但底限不變而已,至於未來會不會有變,誰也不知.這本書對1989民運的評論,採取的是假設手法,這個見解並不是傅高義獨創,即全民經濟需求與少數個人政治要求間的先後輕重,熟先熟後,或是經濟與政治體制的開放關係到底是向還是反向,充滿未知定論,此種說法,個人還不算反對,但比較傾向從歷史中找答案,一個是1990年的戈巴契夫對蘇聯開放直接作政治體制改革與其相比較,另一個可以從近期出的一本新書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也許下面幾篇中會寫這本書的心得)有許多故例來參照,畢竟自由經濟與民主政治間存在的trade-off很難一刀犛清,個人認為並沒有那些暢議者說的這般簡單,處理不好會比極權更糟,只是很難說動那些固定信仰的崇拜者,也認為世上鮮有比政治主張迷信更恐怖的事了,因此,如果說自那以後經濟發展的交易成本就是政治上的失落,值不值得或該不該這麼做就不是什麼單一信仰者能做完全評論了,受益與受害者各有見解,我們也只能從歷史過往的故事來說,當經濟相已經逐步有成,也許政治面相就有機會了做開展了,當然傅高義的說法明顯的太偏向鄧小平做的對,對那些主張完全民主的人士而言,是絕對不能容忍的錯誤看法.
本文所談大多傾向負面,倒不是刻意貶低鄧小平,而是這書對鄧的評論太高,故而寫一些偏向質疑,也不願作者把一個絕對極權的人寫得過於神話,那種時刻,那種處境,願意做如是開放者,不論啟動的動機純正或邪惡,或是手段光明或卑劣,已值得領得佳話,但有對改革結果的讚揚,當然也當有過程或手段錯誤的批評,如果沒有,也許我們該期待未來出現新的看法與真相,而這只能怪作者沒有拿到秘而不宣鬥爭歷史真相而已,這書厚度大,瑣碎事頗多,但缺少1970年以前鄧生平經歷的細談,比較可惜,無法做為前後期對比的參考,做為大眾讀物,當前內容也許比稱足夠更多了,但對喜好歷史讀物者,怕會有很大失望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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